沉沉一覺醒來被微信電話吵醒，3月2日早上5點開始連線。我打開窗透氣，刺鼻的硝煙味，隨著清冷的晨風撲面而來，有點嗆人，讓我想起國內過年放鞭炮後的情景。一夜的轟炸，現在安靜下來，遠處的雪山清晰可見。

上午10點45分，我結束了連線。穆森和司機來了，穆森現在不敢開自己的車，怕萬一急用車的話沒有油，要省著點用。我們立即出發前往德黑蘭南城的punak。因為沒有網絡GPS也用不了，司機走錯了路，問了好幾個人才找到地方。路上車輛很少，行人也少，司機開玩笑說，這比伊朗新年時期還要空。伊朗諾魯茲新年期間，德黑蘭的人一般都外出探親，擁堵的城市一下子會變得空蕩蕩，但至少還能看到車和人，不像現在，安靜的有點嚇人。

今天中午，華聯會組織華人撤離，集合地點是長城飯店。負責人是譚小林，他是長城飯店的老闆，租了一幢高層樓，開業兩年多，局勢動蕩不安很影響生意。客人們現在都走了，每個月都在賠錢。酒店門口停著一輛白色大巴，一些人在排隊上車。進了酒店大門，我看到一堆堆的行李箱和一張張疲憊的臉，“撤僑”這個詞，不再是乾巴巴的新聞標題，而是生活本身。

有十幾個人來自庫姆工業區，還有一些人來自其他地方的工廠，有開礦的，有開廠的。他們原本不想走。可看情況不對，只好走人。

有幾個從阿巴斯港來的華人，他們的故事讓我印象深刻。他們從阿巴斯港一路開車，開了二十多個小時，到達了德黑蘭。沒有飛機，口岸封控，一條條逃生的路都被掐斷，只剩下公路。二十多個小時，不間斷地開，大家輪換著開。路上買汽油，排隊排不到，只得花兩百美元去買黑市油。其中一個人說自己是27號到的阿巴斯港。貨在那裡，他不放心，必須親眼清點。他住在霍爾木茲酒店——我曾經住過那家酒店，是阿巴斯港最好的酒店。28號早上，他進港口關卡去查貨，剛進去就爆炸了。他說旁邊的設施被炸得一塌糊塗，港口也被波及，人群四散而逃。他跑回酒店，第一反應是查航班，但一看都沒了，哪兒都走不了。最後聯繫使館，使館讓他盡快回德黑蘭。於是，他和朋友們一路狂奔，和時間賽跑。他剛離開，朋友和員工就打電話說阿巴斯港又炸了，每隔十分鐘就哐哐亂響，特別厲害。

還有一位母親，五十多歲，帶著兒子。她說他們十幾號來伊朗旅遊、看朋友，沒想到會遇到戰爭。她哭著說，一直想念家裡的老伴，想著自己不會死在這兒吧。直到上了大巴，車門關閉，她才安穩下來，像抓住了某種確定性——哪怕這確定性只是“我在離開”。

我拍了很多，但兩分鐘的報道太短，短到裝不下所有這些人臉上的灰塵、眼裡的淚水，和一句句“本來不想走，本來我想留”的念叨。每個人都像被倉促地推上了一個巨大的傳送帶。有華人朋友嫁到這裡的，不僅帶著自己的行李，甚至帶著別人托付的一隻貓，逃往未知的方向。也有人堅持不走，原因很多：有的覺得沒事，有的因為拖家帶口、婆婆年紀大、身體不好，還有的去了北部農村別墅，說那裡安全。

離開長城飯店，我去採訪伊扎迪教授。聯繫過很多學者，都離開了德黑蘭，他卻沒走。我去他家裡，看到牆上掛著哈梅內伊的像和黑旗子。伊扎迪教授臉色很不好，他說他和四個女兒和妻子都會待在德黑蘭，不會走。他說伊朗人的天性是抵抗。他不認為會出現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很多人是不喜歡政府，但更不喜歡美國和以色列；而且大家也害怕，萬一政權倒台，國家會不會變成另一個利比亞？他說戰爭什麼時候結束，要看美國什麼時候停手；只要他們不停，伊朗就會堅持抵抗。他甚至強調，這次和上次不同——對方意在政權更替，所以伊朗不可能退讓，也不會輕易停火。

坐上車，腦子開始有點恍惚，一會兒是長城飯店堆成小山的行李箱，一會兒是伊扎迪教授家牆上的領袖像和黑旗子。戰火重壓之下，有遇到危險“先活著”的逃亡者，也有忠於體制、被激發出強烈民族情緒的堅守者和抵抗者。兩邊都真實，也都沉重。

腦子里的畫面還在變幻，唯獨那副哈梅內伊的畫像，懸停在中心，沉默著，似悲似喜。

他是一個我非常熟悉的陌生人。對很多伊朗人來說，無論是愛戴還是憎恨，或許也跟我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是這個國家的象徵。如今，他的突然遇難，而且是在宿敵以色列空襲下犧牲的，這在伊朗民眾中引發的情緒，除了表面上矛盾的悲鳴和歡呼，更多的可能是震動以及凝聚——一種複雜的、帶著命運無常的悲傷的凝聚。這和政治無關，而是一個人為了理想，不惜玉碎殞身的壯烈，又一次撥動了波斯民族那根不畏強權、雖弱必戰的受害者情結。

我剛剛問過伊扎迪教授，為什麼明知道危險，領袖還要召開會議辦公？是大意了嗎？伊扎迪教授說，領袖不願意躲進地堡。他說領袖每天照常去辦公室，照常處理日常工作。他不願意躲起來，因為“別人都在前線戰鬥，他憑什麼躲起來”。這讓我想起，在一次公開講話中他曾說過，自己是一個革命家，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惜命愛權，而革命家會為了自己的理想藍圖，捨命祭之。我看到過他小孫女的照片，很可愛的一個小女孩，也死於轟炸。還有他的妻子、女兒和女婿，也都死了。

路上關卡很多，是巴斯基民兵的檢查站。穆森提醒我把手機放到包里，不要亂拍。很多地方不讓拍照，一旦出現爆炸點就立刻封鎖。

出租車停下來了，在甘地醫院。

甘地醫院離我們家不遠，靠近北部瓦納克廣場，孩子小時候做牙科手術去過。這是一家私立醫院，很漂亮，旁邊還有一個更奢華的醫院和酒店，以前很多外國人來這裡做美容、減肥手術就住在那裡。昨天這裡遭到轟炸，附近的民宅都被波及。以色列媒體說“醫院下面可能有革命衛隊的藏身處”。

我們走到隔離線附近，看見一對夫婦帶著一個四五歲的孩子站在那兒。他們指著自己住的樓對我說，窗戶全掉了，門也沒了。媽媽說他們當時正在吃晚飯，先是兩聲小的爆炸聲，然後是一聲巨響——玻璃像雨一樣碎下來。她一把抱住孩子，腦子里只剩一個念頭：“要死就一起死”。轟炸結束，她和丈夫帶著孩子趕緊往外跑，鞋都沒穿，光腳站在街上，到處都是灰和煙。後來有鄰居把他們接去過夜，孩子嚇得一夜睡不安穩，一會就醒來哭一次。今天他們回來想看看家裡還能不能收拾一下，找政府來評估損失，可她說著說著就哭了。她記得上次“十二天戰爭”，很多人家玻璃碎了，政府說要測量和補償，可後來就沒消息了。

就在我們拍的時候，三個安全人員衝上來攔住我們，其中一個對我們說：“攝像機給我，手機給我，刪掉，立刻刪掉！”語氣像刀一樣冷硬。我解釋是指導部讓我們來採訪的。他說：“你的話不重要。”穆森趕緊拉住我，小聲說別說話，他們心情不好。

安全人員把所有媒體的攝像機都集中放在摩托車上。我擔心設備會摔壞，他卻冷冷地說“這對我不重要”。我當時真想說：“對你不重要，對我們很重要。”可我忍住了。

最後他要求：所有人到他面前來，當著他的面刪視頻。每個人都舉著攝像機開始刪除。我們剛採訪到的那對夫婦和孩子的素材，沒了。我自己的出鏡，也沒了。這時，遠處“轟”的一聲，又開始炸了。大家臉色瞬間一變。有人開始加快手上的動作，有人下意識往後退。我忍不住說：“能不能快一點？我們這樣會被炸死。”那個安全人員也明顯慌了一下，但還是要穆森當面刪完視頻才能走。我先跑回車里坐著。穆森刪完也衝進車里。此刻，所有媒體的攝像師都抱著設備四散奔逃。

在車里，穆森提醒我，現在情勢敏感，千萬別磨蹭。他說美聯社來了拍兩分鐘就走，我要採訪就容易出事。還有別拿手機亂拍，太敏感。穆森的話，讓我想起今天上午華人撤離時，我聽到領隊提醒乘客：把手機里所有“關於伊朗的東西”刪掉，因為路上可能會檢查；而且大巴十多個小時不會停車，也不會安排上廁所的時間。

我們一路往家開。沿途一陣悶響，四處都是“哐哐哐”。我聽著爆炸聲，腦子里在想：“到底哪炸了？哪裡？”

經過一個巨大的軍營，以前有高高的圍牆和站崗的哨兵，可現在，只剩一大片空地，平得像被鏟過一樣，只剩零散的鋼筋架提醒你，曾經這裡有過建築物。“夷為平地”，瞬間對我有了具體的意象。

拐到家門口附近的十字路口，車停住了，前面全是煙，什麼都看不清，整條路像被灰蒙蒙的布蓋住。路口被巴斯基和革命衛隊封鎖，司機只好繞遠路輾轉回到了家。

此時已經下午三點了，三點半要連線，我趕緊準備。台里問我有沒有新片，我說來不及剪，就用手機隨手拍了一點醫院和街面。沒想到台里同事要過去剪輯了一下還挺好，他們告訴我：以後遇到這種來不及編輯的，就先發給我們。看來，戰爭改變的，不僅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連記者的工作方式也被改變了：不是“拍攝採訪—剪輯配音—發稿傳片”，而是“抓拍—發送—再說”。戰時狀態，來不及講究畫質聲音，速度比完整更重要。

連線時候，我站在陽台上，穆森給我調光。 突然遠處又是“哐”的一聲爆炸，我趕緊穿戴好防彈頭盔和防彈衣。看來，今天的打擊面更大了。

有人說巴扎附近、古列斯坦宮一帶遭到轟炸，是炸彈被波及到了。從阿巴斯港逃回德黑蘭的華人告訴我：在霍爾木茲甘省米納布小學旁邊，一牆之隔就是革命衛隊的基地，於是在轟炸基地的時候，學校也被波及，導致一百多個孩子死亡。又有消息稱一名華人在伊朗遇難。我打電話問使館關於華人傷亡的情況，他們說信息不完整，還在瞭解當中。在伊朗，所有人都在“知道一點，但又不全知道”的迷霧裡生活。就像頭頂上戰機盤旋飛過的聲音，知道有危險存在，但不知道會炸在哪裡，誰會倒霉。

奇怪的是，在這種迷霧裡，城市還在運轉：公交車BRT專線還在跑，公交站孤零零兩三個人坐著等車；24小時藥店還開門；加油站、超市也基本正常，物資沒短缺。很多店不能不開，不開店主就沒收入。清潔工說一天不工作就害怕；出租車司機說“下刀子也得跑”，因為要付房租、養孩子。物價在漲，匯率也在漲，但沒有徹底失控。人們最樸素的擔心不是戰爭，不是口號，而是“別餓肚子，別斷收入”。 這就是戰爭折磨普通人的方式：你不想談政治，但炸彈的衝擊波會砸到你的窗戶上；你只想過日子，可日子必須在“哐哐哐”的爆炸聲里咬牙繼續。

今天我又把手機配的話筒摔了。不是“摔一下還能用”的那種，是“啪”一聲落地，碎得乾脆。之前那一套已經摔壞了，今天警察過來時我一慌，連著手機的那只又從手裡滑下去，掉在地上，當場報廢。兩套都用不了了。我知道原因——太累了。昨晚炸得厲害，誰都沒睡好。穆森也累，我也累。我睡了五個小時就醒，再往後就是連線、再連線、再出去、再回來。人在這種循環里會變鈍：敏銳度下降，判斷力下降，連行動和反應都慢了半拍。所以我今天回到家，趕緊吃點清淡的東西：蝦、秋葵、南瓜。青菜不多了，網購送貨也不穩定——超市開著，但送貨的人走了，只能自己去買。

晚上聽到消息，我們走後，長城飯店附近發生了多起爆炸，譚小林說樓里玻璃都差點震碎。他們本來不想走的，現在看到這種情況改了主意，準備明天撤。這是華聯會最後一批撤僑，4號留下來協調的人也要走了。

他的話，又讓我想起上午在長城飯店看到的場景：那麼多的人在告別。告別家人，告別伊朗朋友和員工，告別這片曾經付出過汗水和淚水的土地。這片土地給太多人一個家、一份事業、一段友情。告別，不是一走了之那麼簡單，它像把自己的一段人生按下暫停鍵，封存起來，裝進行李箱，一起帶走，只剩回憶。很多人是不捨的，難過的。記得一位路過的伊朗大媽，突然停下來問我，是不是中國人都要走了，還祝我們一路平安。很小的祝福，很輕的牽掛，但發生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里，就會像一束束微弱的光，照進幽暗漂浮的內心，讓人生出些許無名的希望。攝影師說這個場景讓他難過。我說我也是，希望戰爭早點結束，他們能早日回來，繼續那份忙碌的異鄉生活。

門衛來敲門，告訴我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都送到了庫爾德斯坦省的農村老家，他又回來德黑蘭。他想用我們的網路給在阿曼打工的大兒子打電話報平安。我在聽他們講話，他大兒子兒媳擔心的要命，他還打電話給親家，兒媳聽到她爸媽的聲音哭著說，這兩天斷網我就像死了一樣，擔心極了。他們家對面的國家銀行後院被炸，也波及了他們家。她爸媽說沒事，別擔心。

外教夫人也打來電話。因為斷網三天了，她擔心在德國的兒子和在中國的女兒會擔心她和外教老兩口，讓我給她的孩子們報個平安。還有在國內的中國朋友擔心伊朗丈夫，又聯繫不上，我趕緊用伊朗手機打她丈夫的電話，又用中國手機跟她微信語音，然後把兩個手機靠在一起，打開外放，這樣他們就可以直接通話了。接通的那一刻，我聽到她說，總算聽到聲音了，這下心裡踏實了。我的好友是中國人，她帶著兒子過年時回中國看望年邁生病的父母，伊朗先生留在德黑蘭工作。28日戰爭打響那一天，她正在和先生通話，突然電話斷了，她的心都快停跳了，不知道怎麼辦。後來她想起我這裡有網絡，趕緊聯繫我，讓我問問她先生怎麼樣了。

我婆婆說，在國內看到我在戰爭期間遭到轟炸的報道視頻止不住地流淚，我媽媽也很擔心。雖然她不說，我知道她每天都在惦念，每天要我報個平安。如果長時間沒發消息她就著急得胡思亂想。當新聞報道說有一個中國人在襲擊中遇難時，伊朗乾媽第一時間打電話來問候我好不好，我當時在採訪沒有接，她就立即打電話給攝像師穆森問我好不好。還有很多伊朗的和中國的朋友都打電話給我，問要不要去他們家，要不要和他們一起去鄉下避一避。在戰爭期間，伊朗人都是和家人們躲在一起，只要和家人在一起，雖然爆炸聲一響，會心生恐懼，身體會抽動一下，眼神會下意識地去找出口，但至少你知道身邊有人陪伴，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扛著所有的危險，心裡就會暖起來。

其實在我看來，戰爭之下會心生恐懼，但和平之下也未必就會心感幸福。和平與戰爭下的生活，只是確定和不確定的兩種外部環境，但內心的安寧，不是環境能夠給予的。我看到，在戰火的威脅下，依然有安穩相依共度時艱的伊朗人，也看到，在爆竹聲聲除舊歲的歡歌之下，依然有徬徨無措內心淒涼的國人，尋找一個安穩的家，一份安穩的情感。如果沒有學會關照和安頓自己的內心，無論在什麼環境下生活，都會有痛苦。只是和平環境下的那種痛苦，不會有爆炸聲做背景，顯得張揚，它更隱蔽，更無聲，卻也一樣折磨人。

眾生皆苦。

我越來越相信這句話不是悲觀地覺悟，而是清醒地認知。

戰爭並不天然讓人變得堅強，和平也不天然讓人變得快樂。幸福和安寧，從來不是“環境給予的禮物”，更像是一個人一點一點在內心裡搭出來的棲身之所。天堂不是某個外在的地方，而是一個人把心安頓好的狀態。反過來說，就算身處天堂，但內心的不安、慾望和恐懼，也會把人變成墮落天使，明明四面有光，卻被自己的心拖進陰影。

所以今天我要對自己說的，是更笨拙、更實在的一句話：要堅持，要有耐心。把今天好好過完，把明天也好好過完。好好吃飯，好好吃飯，能彼此照應就彼此照應。別讓恐懼把心變得冷硬，也別讓憤怒把心變得殘忍。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2026年3月2日

李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