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睡得很晚。一直在趕寫拉里賈尼遇難的報道和跳火節的報道，一邊寫，一邊感嘆世事無常。稿子發回總部時，我還特意問值班編輯：我一邊發拉里賈尼遇難，一邊發人們歡慶跳火節的報道，會不會有些不合時宜？可眼前的現實本就是這樣並置著：一邊是死亡，一邊是節日；一邊是黑白遺像，一邊是火光與笑臉。直到夜裡三點左右，我才終於睡下。閉上眼時，眼前一會兒是人們跳火節時喜悅的笑臉，一會兒又變成拉里賈尼的黑白照片。這個世界如此矛盾、複雜，讓我一時竟分不清自己該說什麼。唯一能做的，也許只是如實記錄。

早上七點半掙扎著起床，完成了連線報道，腦袋昏沈沈的。我想了想，還是不要再睡回籠覺了。吃過早飯，我給樓上鄰居太太發了短信，約她一起去游泳。她很快來了，一見面就聊起昨晚的跳火節。

她說，她八十多歲的母親不願總住在她家，非鬧著要回自己家。她沒有辦法，只好陪母親回去住了幾天。老房子年久失修，電器壞的壞、舊的舊，如今又趕上戰爭和過年前夕，連個修理工都不好找。昨天她把母親接回自己家，找人打掃完房子後，心裡總覺得，跳火節總不能一點“火”都沒有。她看到對面鄰居家點起一盞盞蠟燭，便也把三支蠟燭放在盤子里，擺在過道上，讓家裡人一個個跨過去，一邊跨一邊念：“把我的黃色給你，把你的紅色給我。”她說，這樣也算是過了跳火節。她母親忽然說：“你以前也這樣做過一次。”她這才想起來，疫情那年，她也做過同樣的事。那時候她把蠟燭一節一節擺在走廊里，讓家裡人依次跨過去。那時孩子們還都在家，還沒有結婚，也沒有出國。她說，對伊朗人來說，跳火節真的很重要。

我說，昨晚我下樓去看鄰居們點火過節，心裡其實挺高興的。鄰居太太聽我說完，反而一臉遺憾，說：“早知道我也該下去看看。”我說我自己也有些糊塗了。明明這是伊朗人自己的傳統節日，為什麼有時候政府反而不願意讓普通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過？

老太太聽了，冷冷地說了一句：“他們本來就不是伊朗人。”

她說，拉里賈尼出生在伊拉克納傑夫；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整天喊的是“伊斯蘭”，不是“伊朗”。

這話讓我聽得有些恍惚，卻又覺得似曾相識。其實這些天，我在廣場集會採訪支持政府的民眾時，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話。他們會說：“我們要向世界展示，我們才是真正的伊朗人。我們將堅定支持我們的政府，捍衛我們的國家，絕不妥協，絕不退縮。而那些賣國賊，不是真正的伊朗人。”

這當然是一種情緒化、民間化的判斷，但它也說明，在許多普通伊朗人心裡，國家認同、宗教認同與政權認同，始終是糾纏在一起、又彼此撕扯的。一邊是波斯文明的認同，一邊是什葉派伊斯蘭的認同，彼此爭鬥，又彼此交融。伊朗人說“國家”時，常常用的是 mellat，這個詞更接近“民族”的意思，也就是說，“伊朗民族”。所以當他們說“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時，那個“國家”有時是疆土，有時是民族，有時又是政權。

我又說起昨晚似乎看到一個疑似無人機的東西，遠遠的，有燈亮著，像在巡邏，但也看不太清。樓上的鄰居太太說，她在樓上看得很清楚，嚇得趕緊把陽台門都拉上，生怕無人機飛進家裡。我和穆森說起這件事，穆森猜那可能是伊朗自己的監視無人機，在找誰家屋頂裝了“星鏈”。可樓上的鄰居太太卻堅持認為，那是以色列的無人機。她的理由是，昨天巴列維王儲不是號召大家上街過跳火節嗎？而政府又讓大家不要在街頭慶祝、去廣場集會。她猜，以色列派出無人機，可能就是想盯著那些會阻止老百姓過節的力量，誰敢出來干預，就把誰打掉。所以昨天很多人出來慶祝跳火節，也沒人真敢出來管。我覺得這說法不太可能，但也沒有反駁。如今信息如此不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釋，聽聽也就罷了。

游泳的時候，我提到中午一點半我們要去報道拉里賈尼的葬禮。我曾經採訪過他很多次，想到那個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心裡仍有些難以置信。鄰居太太說，拉里賈尼家族很有錢，在英國有豪宅，女兒也長期住在國外。我問她：“你怎麼知道？你去英國親眼看過嗎？” 她說：“聽朋友說的。”她說起這些時，語氣里帶著一種很典型的伊朗式複雜情緒：不是完全同情，也不是完全無感，而是一種混雜著距離、憤怒、厭倦與時代記憶的冷冷評價。

我們只游了一個多小時就上來了。鄰居太太要回去給母親和丈夫做早飯。不想穆森提前到了，說指導部外媒司通知，十一點可以去薩德阿巴德宮採訪報道。我一聽，趕緊吹頭髮，怕來不及。頭髮吹到半乾，就匆匆包上頭巾出了門。

到了薩德阿巴德宮，那裡已經被封鎖，不讓人進去。媒體統一在那裡集合，再一起坐小巴進入。聽司機說，17日凌晨三點左右，宮殿旁邊一個巴斯基民兵的指揮點正在開會，結果遭到襲擊。司機說，他親眼看見導彈從宮殿上空“嗖嗖嗖”飛過去，聲音大得驚人，衝擊波把人都震翻了。

宮殿樓上是會客廳和臥室，陳列著各國元首送給國王的紀念品和照片，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蘇聯元首和英國女王送的紀念品，似乎還有毛主席的像；樓下是餐廳和休閒室，餐具精美至極，據說這裡曾招待過英國首相丘吉爾。如今那一帶也受了損，門口碎玻璃落了一地。我走近，透過沒有玻璃的門窗往里看，只見東西散落一地。工作人員讓大家不要靠近，說這裡很危險。我想繞到另一側去看看。那裡可以俯瞰整個德黑蘭，背後是皚皚雪山，是我在這裡最喜歡的角落。但工作人員不讓，催著大家離開。

聽隨行記者議論，宮殿後面有一處巴斯基民兵招待所。前天凌晨三點多，一位巴斯基民兵組織指揮官在那裡開會，結果會議剛開始，以色列就把那個地方打了，連旁邊宮殿的屋頂都被掀翻。宮殿的門衛也說，他親眼看見五枚導彈飛過去，衝擊波把整個建築都震壞了。還好當天後來下了雨，不然那些樹恐怕也要燒起來。

我們又去了綠宮旁邊的一座博物館，裡面陳列著一對伊朗兄弟周遊世界帶回來的照片與藏品。這裡受損也很嚴重。古老的木門倒在地上，館內黑漆漆的，沒有電，屋頂破了個大洞，一片狼藉。博物館前院中央有一個巨大的藍色標記，那是伊朗文化遺產與旅遊組織在各處歷史遺跡設置的識別標誌，目的是避免這些遺跡在戰爭中被誤炸。但很明顯，這樣的標記如今也沒有用了。

一路上還看見旁邊有參天大樹倒伏在地，說不出的心痛。我們又來到皇家服飾博物館。這座宮殿是國王的姐姐沙姆斯公主曾經住過的寢殿，也是我最喜歡的宮殿之一。那是一座三層建築，門前溪水潺潺，溪上有一座精緻的小橋，旁邊盡是高大的樹木。此時正值春天，宮殿門口的花樹已經綻開粉色花朵，極為好看。站在外面，耳邊只有一片寂靜中的流水聲，彷彿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讓人幾乎感覺不到戰爭。

可一走近，就看到門窗玻璃碎了一地，外牆也有輕微損毀。剛進去時還不覺得怎樣，越往里走卻越是心驚。二樓同樣損毀嚴重，連精美的吊燈都掉了下來。現場兩位工作人員和一位伊朗記者一邊看，一邊抱頭痛哭。那種感覺很難形容，不只是文物受損，而像是一個國家的歷史和記憶在眼前被震碎了。值得慶幸的是：宮殿主體還在。玻璃碎了，吊燈掉了，屋頂塌了一塊，雖然讓人心疼，但至少建築本身還在。畢竟那裡的很多東西都已歷經一百多年，甚至一百四十年。歷史能留下來一點，就是一點。

這座宮殿之所以讓我格外偏愛，不只是因為它位於宮殿群北側一角，靜謐而優美，更因為裡面陳列著巴列維王室的服飾。我曾不止一次來到這裡，看法拉赫王后的照片，以及她曾穿過的各種服裝——那些由法國著名設計師定制的晚禮服，直到今天看起來也絲毫不過時。館裡還掛著許多巴列維國王、王后、王子、公主的照片，還有沙姆斯公主結婚時穿婚紗的照片。我總會在這裡流連很久，不知不覺還生出一點傷感。巴列維王朝雖已覆滅，但那個時代精緻而奢華的王室生活，像一場夢。

如今，在這座受損的宮殿里，我看到的是橫七竪八散落的王室舊照，滿地狼藉。工作人員說，他們事先已經把重要的陳列品和文物撤到地下寶庫，撤離前還故意放倒了一些照片和相框，怕轟炸時掉下來傷得更重。我在滿地瓦礫的大廳里，看見對面那張美貌如女神的王后照片，她仍笑盈盈地望著我。我心裡忽然感嘆：如果她看到今天宮殿的樣子，不知會有多麼心碎。

穆森在旁邊嘟囔：“宮殿旁邊本來就不該建軍營，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錯。”

我們上了擺渡車，車沿著山路蜿蜒而下，繞過宮殿群，我突然看見那個網紅咖啡廳，那裡四面都是玻璃，透著法國露天咖啡廳的時尚氣息，就坐落在白宮旁邊，參天大樹下。可是那咖啡廳的玻璃窗，如今也碎了一地，就那樣灰頭土臉孤零零地關著。我記得那裡以前總是高朋滿座，對面是一大片草坪。即便盛夏，那裡依然涼爽宜人。幾年前，孩子同學過生日時，還曾在這裡舉辦派對。孩子們在草坪上跑來跑去、嬉鬧玩耍，那一幕如今想起來，讓人尤其懷念。

今天路上還有一幕格外荒誕。以前沿路總能看到特警和安全車輛，如今那些裝甲車、警車還停在那裡，卻往往空著，人根本不在車里。特警和安保人員全都分散躲在路邊站著。穆森說，現在那些車只是擺在那裡，像個殼子，大家都怕被炸。聽說這幾天有檢查站被以色列無人機襲擊，所以警察和安全人員現在也不敢再扎堆。因為沒有空中保護能力，這些地面上的安全人員和警察，幾乎就像活靶子。以色列戰機和無人機真要打，就是一打一個准。司機還說，早上過來的時候，看見那些士兵和警察在路邊烤火，晚上就睡在車上，也沒地方躲，走到哪裡都可能被炸。穆森說，昨天他家東邊附近有一個體育館，據說有巴斯基民兵在那裡集合，結果又被炸了。現在看，以色列的情報確實厲害，連情報部長都被打死了。聽說地點就在我們家附近的扎法拉尼耶，昨晚爆炸聲特別大。我說，我都已經麻木了。再大的聲音，也只是停下來聽一聽，分不清哪裡炸了，也懶得再問——其實也問不到，伊朗媒體也不會報道——聽完便繼續低頭做事。

後來，我們又趕去革命廣場，參加拉里賈尼等人的葬禮。廣場上，原先那幅巨大的已故領袖畫像，已經被一幅巨大的彩色烈士宣傳畫取代，上面描繪的是德納號驅逐艦上的海軍士兵，受到民眾舉著國旗迎接的畫面。按理說，這樣的場合人應該很多，但我們到的時候，現場人還不算太多。也許是來得早了。葬禮一點半開始，我們一點鐘就到了。穆森說，他覺得人明顯少了，氣氛也變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可能是害怕吧，拉里賈尼之死太震動了。

說著，我看見西方媒體記者朋友S也來了。大家互相打了招呼。我正用手機拍照，穆森在附近忙著拍攝。這時，一個便衣男士走過來，要檢查我的證件。我給他看記者卡，他說不行，還必須出示另一份書面許可。我說我們沒有。他又說：“把手機給我看。”

我趕緊給穆森打電話，讓他過來。我被帶到離人群稍遠的地方，看到S和他的攝影師也在那裡。我們一起解釋：指導部只給我們發了記者卡，沒有發別的書面文件。他聽完，又讓我們交手機。S先把自己的手機給他看，他翻了翻裡面的照片，沒發現什麼，就還給了S。輪到我時，他讓我打開手機，我給他看今天拍的照片。他卻還在繼續往前翻。我心裡一下緊了起來，擔心昨晚拍的那些跳火節照片會不會惹麻煩。

可他繼續翻著翻著，竟開始專注地看我前幾天在房頂做的出鏡視頻。翻了半天之後，他總算把手機還給我。等他們走遠後，S悄悄告訴我，他平時都帶兩部手機，一部專門拿出來應付檢查，真正重要的那部藏在口袋里。他叮囑我，以後最好也這樣。我感謝他的提醒。穆森也一再囑咐我，以後只要去這種場合，最好提前清空手機，或者先把重要內容備份、轉移掉，不然真的很容易被查，也很容易惹麻煩。

中午一點半，靈柩車隊還沒到。我和穆森說，不如先在附近休息一下，等葬禮正式開始。附近商鋪老闆告訴我，革命廣場這一帶已經被炸過四次了，動不動就轟隆一聲。我正坐著，一個老太太專門走過來勸我：“你坐在這兒幹什麼？多危險啊，快走吧。”

我們在那裡等了一會兒，看見一隊穿軍裝的樂團走了過來。再過了一陣，遠處的靈車緩緩駛來，參加葬禮的人也越來越多。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我們趕緊擠進人群。靈車繞著廣場緩緩行進，人群開始變得擁擠。當載著棺木的靈車駛過時，人們自發靠攏，將鮮花和祈禱石拋向靈車，以示悼念。

看見棺木上貼著拉里賈尼的照片時，周圍很多人都忍不住失聲痛哭。有人哭得幾乎站不住。我站在現場，也忍不住一陣鼻酸。我拍了一張自己和拉里賈尼靈車的照片，心裡很感慨。畢竟我們以前不止一次採訪過他，至少也有四五次。如今再站在他的靈前，忽然有種極不真實的感覺。他並不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人，可最後卻被炸死，連他的小兒子也一起遇難。他的靈柩下面，就是他兒子的棺木。想到這裡，只覺得殘忍。

再看另一輛靈車上，整整84具海軍官兵的棺木，上面貼著的都是年輕而英俊的面孔。很多人舉著國旗和烈士畫像哭泣，也有人高喊“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一位男士紅著眼對我說：“我想問問國際社會，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被這樣暗殺，士兵還沒有參戰就被偷襲身亡，這世上到底還有沒有天理？”

有一個沒戴頭巾、打著鼻環、妝容艷麗的年輕女子，也在那裡高喊“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她對我說：“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要告訴所有人：沒錯，我們是有抗議，我們也有很多不滿，但我們絕不會、絕不會、絕不會拋下我們的民族，拋下我們的國家，拋下我們的祖國。無論這片土地變成什麼樣，它都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為這片土地流血。每一滴血，都是為這片土地而流，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還有一位男士說：“拉里賈尼和伊朗人民一樣，也說過：我們絕不接受屈辱。我們可以戰鬥、可以犧牲，但絕不接受妥協。”

我在人群里被擠得東倒西歪，旁邊一位中年男士一邊流淚，一邊對我說，他在伊朗國家聲像組織工作。拉里賈尼曾長期擔任該組織主席，“他管理得很好，是最好的管理者”。他說，拉里賈尼無論走到哪裡，做事都很有章法，為國家做了很多事情。說著說著，他一邊哭，一邊說，敵人這樣殺他，將來一定會後悔。

這麼多年，拉里賈尼家族在伊朗一直赫赫有名。這個家族出自宗教聖城庫姆的知名宗教家庭，六兄弟在宗教界與政界都擔任過重要職務。我們最熟悉的，是曾任司法系統高層的薩迪克·拉里賈尼，以及曾任議長、國家電視台負責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的阿里·拉里賈尼。阿里·拉里賈尼的妻子，是著名大阿亞圖拉蒙塔澤里的女兒。我們曾多次採訪過阿里·拉里賈尼。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謹慎而嚴肅的人，不太輕易流露真情實感，說話總是慢慢的，溫聲和氣，溫文爾雅，卻又似乎和所有人保持著一點距離。

鄭凱有一次採訪他和他握手，說他的手很涼。拉里賈尼曾在2021年報名參加總統選舉，但被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了資格。那件事當時引發很大爭議，有人說與他女兒在美國、以及一些貪腐傳聞有關。拉里賈尼後來還親自寫信，要求監護委員會公佈取消資格的理由，為自己澄清。我記得，當時最高領袖還曾出面為他正名。也許那時，領袖一心扶持萊希出任總統，因此否決了可能與萊希形成競爭的人選，其中就包括拉里賈尼，還有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

我還記得，2006年拉里賈尼擔任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和首席核談判代表時，因為與時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不和，突然宣佈辭職。那時我剛做記者不久，這條新聞讓我印象極深，因為實在太突然了。之後，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命強硬派人物賈利利接任。再後來，拉里賈尼參加議會選舉，高票當選議長。那時我曾去他的故鄉庫姆報道議會選舉，深深記得他在當地支持者眾多，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掛著他的競選海報。

這些年來，伊朗政壇起起伏伏，拉里賈尼這個名字卻始終被提起。有人說，最高領袖忌憚拉里賈尼家族影響太大，所以一直在壓制他；也有人說，領袖其實始終信任拉里賈尼家族，在關鍵時刻都會倚重他們。

我記得，2013年伊核協議達成後，拉里賈尼當時任議長。他的辦公室主動聯繫我們，希望接受採訪。他在採訪中表示，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伊朗始終會和中國保持戰略夥伴關係，不會因為與西方改善關係而疏遠中國。那次採訪影響很大，連美聯社等國際媒體都紛紛轉發。

之後，拉里賈尼也曾被領袖直接任命負責與中國相關事務，還多次訪問中國。到了2025年“十二日戰爭”後，他臨危受命，被任命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取代立場更強硬的艾哈邁迪安。拉里賈尼一直被外界視為強調理性和實用主義的溫和保守派，他的上任曾被不少人視為伊朗高層試圖調整強硬路線的信號。可沒想到，談判未成，禍起蕭牆。2026年1月伊朗發生抗議並遭鎮壓，外界認為拉里賈尼對此負有責任。隨著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進攻，他又多次發表強硬講話——這也許是作為國家領導人不得不做出的姿態。

可我也聽說，他的女兒在美國高校任教，因為父親的身份和立場，遭到伊朗反對派人士聯名施壓，最終不得不離開自己工作多年的學校。據說她成績一直優異，在美國學醫並留校任教。如今，因為父親的關係，她失去了教職；而她的父親，上任不到一年便遭暗殺。

我和穆森說，要是他不做這個職位就好了，也許他就不會死。眼下的伊朗，當官的有時候還不如做個普通人，至少沒有這麼直接的性命之憂。

站在葬禮現場，看著靈車緩緩駛過，我心裡忽然生出一種《紅樓夢》式的悲涼。多年來，我在這裡報道過許多葬禮，眼看著一個個曾經熟悉、採訪過、握過手、說過話的人，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從現實中消失了。人生如夢，總有夢醒時分。

相比之下，那些在“德納號”驅逐艦上遇難的年輕海軍士兵，更讓我難受。因為他們身上的“無辜感”更強。看著那些靈車上年輕的照片，我總會想起兩伊戰爭時期那架被美軍擊落的伊朗民航客機，280多人遇難。每到那一天，伊朗都會舉行紀念儀式，親人們站在軍艦上，向海面撒下白花，祭奠那些無辜逝去的人。雖然情形並不完全相同，但那種對無辜生命驟然消失的震動，卻是相似的。那些年輕人並不是政治人物，不是爭議人物，他們只是執行任務，甚至是去參加演習，卻一下子成了戰爭的犧牲品。這一點尤其讓人不忍。

但政治人物就不一樣了。政治人物天然帶著爭議，帶著支持與反對，也帶著許多人說不出口、理不清的歷史恩怨。像哈梅內伊、拉里賈尼這樣的高層人物，他們身後的功過是非，也許只能留給後人評說。我真正會哀嘆的，是他們背後的家人。拉里賈尼的妻子法里德，是著名大阿亞圖拉蒙塔澤里的女兒。四十多年前，革命爆發前後，她失去了父親；四十多年後，丈夫又遭暗殺，小兒子也一起殞命。據說這位小兒子嗓音很好，經常在公共場合誦讀《古蘭經》。想到這一家人經歷的一切，我還是會覺得悲傷。

在人群中，看著周圍那些憤怒而悲泣的臉，我最強烈感受到的是一種悲憤和團結。國家被打成這樣，死了這麼多人，有些人原本對體制的憤怒，好像又被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憤怒暫時壓了過去。就像我讀到的一位伊朗學者寫的那個“萊拉與馬傑農”的故事。這個故事在伊朗幾乎家喻戶曉，被稱作“波斯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萊拉和馬傑農來自兩個世仇家族，彼此相愛卻無法在一起。馬傑農因愛發瘋，後來一位統帥見他如此痴狂，心生憐憫，願意為他出面求婚，卻遭到拒絕。統帥於是發動戰爭，逼萊拉的父親同意婚事。不料馬傑農卻站到了敵方陣營，拼命揮劍抵抗。統帥問他，這場戰爭明明是為你打的，你為何要站在對面？馬傑農回答：“因為我愛萊拉。”

這個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解釋了許多伊朗人的心理：他們本來可能不喜歡這個體制，甚至厭惡它，可一旦外敵說“我是替你們打”，他們又會本能地轉過去反感這個外敵。伊朗人有時確實很難用一條直線來理解。他們的感情太豐富，也太複雜。他們可以為了自己所愛的國家奉獻一切。

今天在葬禮現場，還有一個細節讓我印象很深。我看著一排排棺木，下意識用了一個波斯語里“遺體”的說法。旁邊的人立刻糾正我，說不要那樣說，那樣不禮貌，應該說“他們的身體”。那一瞬間我忽然意識到，語言有時候會暴露一個社會對死亡的態度。哪怕是在最混亂的戰爭里，對逝者仍然有一種需要小心維持的尊嚴。

從現場擠出來，和穆森回到車上，我才發現，掛在脖子上連手機的那個麥克風又不見了，真是無語問蒼天。這已經是這個月我丟掉或損壞的第三個麥克風了。我在心裡埋怨自己太粗心。穆森安慰我說，還剩最後一個，以後上點心，人多的時候不用就趕緊收起來。

路上，穆森接到妻子的電話，說家裡廚房的水龍頭壞了。他一下就急了，說現在戰爭期間，又臨近過年，上哪兒找修理工去。他連著給幾個熟識的修理工打電話，對方都說人在外地。回到家後，他把素材拷給我，就急急忙忙趕回去了。畢竟家裡水龍頭壞了不是小事，不是滿地漏水，就是廚房直接沒法用。戰爭、悼念、檢查、採訪、回家修水管——這些事情，就這樣毫無邏輯地擠在了同一天里。你會覺得，一邊是國家敘事、烈士葬禮，另一邊卻是水龍頭和廚房這樣的瑣碎日常。可真實生活恰恰就是這樣：它不會因為外面的局勢多麼宏大、多麼沈重，就暫停掉那些最普通、最具體的小事。

下午五六點，因為斷網，我也實在累了，隨便喝了點伊朗媽媽帶來的大麥湯，就躺到床上，回想今天看到的一切。好友Z從北部打電話來報平安。她說，這些天一直沒有網絡，百無聊賴之下，竟把一台老縫紉機翻了出來。那是她伊朗婆婆二十多年前留下的舊縫紉機，原本有些故障，丈夫把它修好了，她便重新踩起來，縫床單、縫窗簾，像是在混亂里替自己找一點秩序。

北方潮濕陰冷，農村老家旁邊全是親戚。沒下雨的時候，他們就在院子里點火，親戚們圍著火堆烤火聊天，東家長西家短。她女兒在那邊待得無聊，很想回德黑蘭，被他們勸住了。女兒現在天天抱著厚厚的書看，打發時間。Z說，這幾天街上的人倒是多了起來，眼看就要過年了，可很多人家連七鮮桌都沒擺。她們自己也什麼都沒怎麼準備，只是從巴扎認識的賣魚人那裡買了幾條魚。現在大家還是不太敢出門。所有人都在問：這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結束？

她問我有沒有好好吃飯、好好休息。我說，前幾天一直被爆炸聲吵醒，沒怎麼睡好；我還惦記著去年過年在她家吃的那頓年夜飯。她說，她原本還想著正月十五大家再聚，沒想到戰爭突然爆發。我說，等這邊結束了，你回來，我們再一起吃飯。她說，你別太累了，好好休息。我說，這兩天沒網，反而安靜一點，就當是沈澱沈澱吧。

說著說著，我竟睡著了。似乎還夢見了白天葬禮上的情景，又隱約夢見採訪拉里賈尼時的畫面。心裡正迷糊著，突然一驚醒，發現電話還沒掛。我問：“你還在嗎？”

Z說：“在啊，我還想呢，怎麼突然沒聲音了。”

我笑了，說，沒想到自己竟然打著電話睡著了。Z也笑，讓我趕緊休息。

掛了電話，伊朗媽媽又打來，問我一切是否安好。我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講給她聽：葬禮、被空襲波及的宮殿、還有那些不敢坐進警車、只能分散躲開的警察。我說，我們今天在薩德阿巴德宮時，看到宮里依舊綠草如茵，鮮花盛開，粉色的、白的、黃的，花都開得極美，讓人感覺不到有戰爭。可到宮殿裡面，卻看到被損壞得很厲害，那些漂亮的大吊燈幾乎全都掉了下來。我當時就在想，幸虧伊朗爸爸今天沒有來，不然他一定會特別心疼。伊朗媽媽說，是啊，他如果看到，一定會很難受。我說，這一天讓人覺得很恍惚，很不真實。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遠處又傳來一陣爆炸聲。

伊朗媽媽問我有沒有什麼安排。我想了想，說，明晚那些女足球運動員要回國，伊朗可能會在市中心廣場為她們舉行歡迎儀式，我們也許會去採訪。伊朗媽媽嘆了口氣，說，這裡所有事情都和政治有關，足球從來就不只是足球。她又邀請我週五（20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去她家吃午飯。她說，今天她和伊朗爸爸一起出去買了菜和魚。伊朗新年的第一天一定要吃魚和蔬菜飯，他們今天已經把蔬菜都擇洗乾淨了，就等著那天做一鍋香噴噴的飯。我說，好，太期待了。

我們又說起阿薩盧耶和南帕爾斯氣田的事。到底是美國打的，還是以色列打的，誰也說不清。伊朗媽媽說她聯繫了一個朋友，是在那裡工作的工程師家屬，對方說，設施本身暫時沒有遭到致命破壞，主要是輸送管道被打斷了。可管道一斷，系統就得立刻關閉，至少短時間內沒法正常輸送，也沒法正常出口。

我說在今天的悼念活動上，幾乎看不到什麼高級官員，和以前某些政治場合很不一樣。我提起拉里賈尼，有人說是因為拉里賈尼之前一些公開活動那麼高調，結果反而更容易暴露目標。現在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政治敘事：今天還是重要人物，明天也許就成了被紀念的人；而官方又會很快出來說，這不會影響整體工作，不會影響系統運轉。

我說看到很多人白天黑夜都站在廣場上揮著國旗，支持政府抵抗侵略。我也看到有人在咖啡館休閒地喝咖啡、在公園有孩子在玩。這座城市，現在最真實的狀態，就是戰爭和生活並存，恐懼和麻木混雜，政治口號和市井煙火交織，誰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堅持什麼，還是已經累到不在乎任何事情了。

伊朗媽媽聽了，只輕輕地說了一句，不管是在堅持，還是累到麻木，保護好自己最重要，天，總會亮的，春天，也會準時到來。我們一起耐心等待。

掛斷電話，我終於沈沈地睡著了，夢里，彷彿又回到了薩德阿巴德宮，那裡溪水潺潺，繁花滿樹，春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