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第四天（1） 空襲預警與深夜的衛生間之夜

戰爭進入第四天，日子過得比預想中更跌宕起伏。3月3日接近凌晨，我剛完成關於在伊華人的報道，累的眼睛都睜不開，正準備休息，便接到法新社記者塞巴斯蒂安的電話。他急促地警告我：以色列已發佈撤離通知，我所在的區域靠近國家電視台，屬於危險地帶，要我小心。

電話剛掛，緊接著，我聽到巨大的戰機轟鳴聲由遠及近，像密集的編隊在頭頂低空掠過。這不是直升機那種單獨的旋翼省，而是一種嗡嗡的編隊轟鳴，而且飛的極低，讓人聽了緊張。隨後，密集的爆炸聲在四處炸響。我接到了伊朗乾媽的電話，她催促我趕緊躲避，說她那邊已經炸了，讓我去沒有窗戶的衛生間躲避。很多人都說，最安全的地方是沒有任何窗戶的過道衛生間，這樣即便發生爆炸，碎裂的玻璃也不會傷到人。我躲到衛生間里，在那窄小的空間里，我一邊處理稿件，一邊坐立難安地等待。伊朗乾媽打電話來說他們躲在過道里，聽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說到此她甚至忍不住苦笑了起來，因為這爆炸聲大的實在太荒謬，她無法形容。她和伊朗爸爸一起躲在過道的衛生間里，聽著一聲接一聲的爆炸，房子都在打顫。他們住在德黑蘭的東部，那裡人口密集，旁邊很多軍營警察局和軍事要地，因此炸的非常厲害。我本來想等到爆炸聲結束就回到臥室床上休息，結果不知不覺睡著了。直到清晨六點多，我才醒來，猛地想起七點要連線，就隨便洗漱硬撐著開始準備。睡眠明顯不足，整個人極度疲勞，腦袋發脹。

戰爭第四天（2） 瓦礫中的醫院

早晨七點半連線完，7點40分攝影師穆森就和司機來了，他這幾天一直捨不得開自己的車，省油，怕一旦要急用沒有油。我們一起前往附近專門收治燒傷患者的摩塔赫里醫院。這家醫院兩側就是軍營——去年6月12天伊以戰爭中醫院就曾受波及，但不算嚴重。聽說這一次戰爭打響後，醫院已提前撤離了300多名醫護人員和100多名病人，僅留少數人值守。

我們八點到達。我們八點左右到達，醫院人員很配合，只允許我們兩人進入，並安排人帶我們拍攝。穆森先拍病房，我跟著一位年輕工作人員去拍後方受損最嚴重的區域——越靠近軍營，衝擊波越恐怖：前面是玻璃全碎，門框扭曲；再往後，房間幾乎“沒了”，房頂炸的破破爛爛，一塌糊塗。

那位年輕人說他當時正在換衣服，一陣衝擊波把人直接“掀”了出去，耳朵一直嗡鳴。他站起來第一件事是看同事還活著沒有，說著說著就哭了。我們目送他一個人走到走廊後面，在一個房間里大哭——一個二三十歲的高個男孩子，哭得像崩塌一樣，我們站在外面，默默聽著那哭聲，讓人心裡發緊。

藥房倉庫更慘，兩層樓基本塌毀。所幸冰箱裡面的一些用於鎮靜燒傷的藥劑還有，兩個人正在用小卡車轉移還能用的藥品、器材、滿是灰塵但還沒壞的電腦等，準備送去城外的新醫院。年輕人指著旁邊還有一棟辦公樓，說沒人敢進，說是“危樓”，隨時可能坍塌。那兩個值守人員說事發時他們只能躲到桌子底下，慶幸沒傷亡，但其中一位車輛被砸毀嚴重。

病房裡也像末日片：ICU不像ICU，灰塵覆蓋一切，聽診器、床、椅子橫七竪八，病房的玻璃都沒有了，護士台的記錄和輪班貼紙還在，但人走了，空氣里只有灰和碎裂聲。

我們吸取上次甘地醫院的經驗，拍完第一時間撤離。聽說之後趕來的其他媒體，都不讓他們拍了。還有點時間，我們先趕回家發稿。路上幾乎不堵車——街上車少，人也少。天空很藍，因為車少，空氣“看起來”乾淨得不真實，遠處的雪山清晰開間。穆森趕緊整理素材發回，我嘗試不配音，直接用現場畫面快速剪輯，先把內容送出去。

出去的時候我沒來得及吃早飯，回家吃了三個雞蛋、牛奶、水。隨身也準備了些能量乾果牛奶餅乾補給，因為齋月期間更不方便。

戰爭第四天（3）外交部記者會｜在被炸成“背景板”的小學里開會

隨後我們去參加外交部發言人每周例行新聞發佈會，時間是在早上十點半。但這一次不是在外交部召開地點，竟然安排在一所受損小學里。學校對面像是警察總部，隔窗望過去，對面幾乎被夷為平地，周邊建築玻璃也都全碎，就像看末日大片。對面的小學也被波及：門窗損壞，一間教室房頂被炸出大洞，教室里還留著孩子的手工、照片、衣物，教室課桌抽屜里還有孩子來不及拿走的零食，那種“生活被突然切斷”的畫面非常刺眼。

現場聚著不少記者。我和一位伊朗國家廣播台記者聊了幾句，他們已經不上班了，隨身帶個包，她開玩笑說，這就是她的辦公室。還有一位伊朗記者說她家在東部Narmark，附近街區都是軍營、哨卡多，轟炸最頻繁。她說家裡每天從早到晚都是“嘣嘣嘣”，左右前後都在炸，每天都是焦慮和害怕。我問她為什麼不走，她說這是父親70多年前買的房子，她在這裡長大，“我還能去哪？”

空氣里有明顯的硝煙味和燒焦味，嗆鼻，我忍不住咳嗽了幾下，就像一種揮之不去的“德黑蘭新氣味”。發佈會上，巴加埃譴責美以襲擊，重點提到米納布小學兒童傷亡，說美以是在犯反人類罪和戰爭罪，呼籲國際社會制止這樣的罪行。那天伊朗第一次無人機擊中阿聯酋的一處油田，並擊中多艘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他對我關於日本記者和“中方希望避免打擊油氣設施”等問題作了回應，強調“誤擊不在計劃內，各方應保持克制”。他還主動提到：中國與伊朗關係好、兩國外長通話，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有更重要的責任”不能視而不見——我能感到他話里帶著一種“希望中國更明確站出來”的壓力與不滿。此外我也奇怪，他怎麼不回答我第一個問題。因為1月被捕的NHK記者現在沒有消息，在埃溫監獄不知道怎麼樣了，旁邊的伊朗記者說，都這時候了誰還關心這個。巴加埃帶著大家參觀受損的小學，我急忙湊上前去請求他為我們鳳凰三十年台慶說幾句話，這個在1月份我已經寫了很多申請，他們一直說沒有時間之後會考慮，但現在這個戰事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有機會。還好巴加埃是個好人，很給面子，看著我還是同意說了三十秒的祝詞，他肯定鳳凰衛視發揮的重要作用，並希望我們能做出客觀中立的報道，不要被西方媒體帶偏。終於我總算完成了台里的任務。

我沒來得及追問更多，只能匆匆離開趕下一場。

戰爭第四天 4 古列斯坦宮｜文明被衝擊波“碎裂“

外交部出來後，我們按指導部外媒司安排趕去古列斯坦宮。它不是被直接轟炸，而是2號被後方一棟八九層的司法大樓遭導彈襲擊後的衝擊波波及：宮內大量玻璃碎裂，入口買票雙開門區域損害明顯，有工作人員拿著藍色袋子在地上不停撿著東西。

我走進去最震撼的是鏡廳，那裡是最具波斯風格的那種用無數小鏡片鑲嵌的裝飾大廳，下面是大理石王座。我看到天花板的鏡片大片墜落，碎在地上。那是兩百年歷史的工藝，曾經輝煌得像星河，今天卻像被撕碎的夢。我以前看過它很多次，但第一次覺得“心痛到說不出話”。

另一個大廳二樓的大吊燈掉落了一大半，他們用塑料袋把吊燈兜住，怕它掉落。房子原本是精美的裝飾和鏡子組成的牆壁和房頂，也已經面目全非。伊朗負責登記文化遺產的負責人，他也是一位文物專家站在那裡不說話。我看見他低下身將一個鏡子的碎片彎腰撿起，默默的看著手上的碎片。他說這是兩百年前伊朗工匠做成的，這種花紋與工藝幾乎不可複製，修復可能需要5到15年，甚至永遠也回不到原樣。他說，這是伊朗的藝術家用“血汗一點點拼起來”的文明，不只是屬於伊朗，也屬於全世界。我問他的感受，他嘆了一口氣說，在古列斯坦宮可以聽到歷史的聲音，這裡不僅是伊朗文明的展示，也見證了伊朗的歷史。兩百多年來，這裡沒有受到損害，一直展現著它的美， 這是伊朗藝術家們傾情製造的作品。他們用心血把這些玻璃碎片一塊一塊拼接在一起，可遺憾的是因為某些人的自私與野蠻。這份美麗如今被撕裂，只留下醜陋的傷痕，取代了原本的光彩。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戰爭不僅殺人，也在毀掉一個民族的時間和記憶。

門口有工作人員手上纏著繃帶——他說他在門口當門衛，衝擊波來得太猛，把他掀翻了，直接受傷了。還好，他們告訴我，裡面的人員大部分都撤走，沒有其他人員傷亡。大部分文物都已經轉移到地庫，文物沒有受損。

戰爭第四天（5）下午 想去菲爾多西廣場，但被封控與灰塵逼退

出來後我們想去市中心的菲爾多西廣場看那邊的警察局爆炸點，那裡建築物損毀的非常嚴重。但菲爾多西廣場通往valiasr主路被封，車輛橫擋，要求步行進入。就在我猶豫時，風捲起大片灰塵撲面而來，像沙漠、像工地，我得眼睛都睜不開，只能用圍巾遮臉。遠處大樓也在掉灰，空氣里全是粉塵，根本看不清。穆森說擔心現在去有點晚，媒體可能進不去不讓拍。且時間來不及，我下午還有連線，我們最終決定撤回。

回家後匆匆泡了方便面，加雞蛋。穆森吃了三文魚罐頭。我為了戰時儲備了三十多罐頭，司機還幫我買了酸奶、水果、餅、奶酪——這些“日常補給”在戰時變得格外珍貴。下午到晚上我一直在不停連線，中間還要編稿、寫稿、發稿，至少四五條。極度疲勞，頭疼，眼眶、太陽穴都疼。

穆森編輯完就急急的走了。他說妻子因上次12天戰爭受過強刺激——她曾親眼在陽台上見到對面200米外一棟宿舍樓被導彈擊中坍塌。所以現在一聽到外面聲響就哭，一夜夜睡不著，神經緊張害怕。穆森想把妻兒和岳父岳母送到他們家北部的別墅暫避，但岳父堅持不走，仍很樂觀。戰爭把家庭也折成了兩種狀態：一個拼命硬撐，一個隨時崩潰。

晚上我看到新聞說自由廣場（阿扎迪廣場）爆炸、煙霧升起，心裡酸得難受。戰爭第一天我就在那兒，那天早上藍天白雲、綠地安靜，自由塔美得像一張明信片。如今成了煙火海。

記得在路上我們還看到公園裡春天的花開，公園裡甚至有兩個小孩在玩鞦韆。穆森說他很想帶孩子們去公園玩，但害怕附近遭到轟炸，雖然說公園不被炸，但是附近說不准，萬一把孩子嚇倒怎麼辦。春天和戰爭同框，像一種殘酷的諷刺。你說生活該繼續，可孩子可能會害怕；你說躲起來安全，可人心又被困在恐懼里。

晚上與朋友通話｜關於“領袖死亡”的分裂感**

晚間我又幫朋友尼魯法爾聯繫了在海外的伊朗醫生朋友蕾拉（兒科專家）一家。她的態度非常明確：她說自己“很高興他終於死了”，因為一月份死了太多年輕人，她認為領袖對民眾冷酷無情。尼魯法爾是蕾拉的外甥女，是蕾拉大哥的女兒，她們一家都在伊斯法罕。尼魯法爾說伊斯法罕炸的很厲害，還好他們家在郊區，就是聽到很大的聲響，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們互相報了平安。我說起當下時局，尼魯法爾說她不敢說，因為電話里說不方便。我們都明白，現在電話都是被監聽的狀態，連伊朗乾媽也和謹慎，電話里只報平安不談敏感話題。尼魯法爾掛了電話，蕾拉問我德黑蘭現在怎麼樣。我們就討論了起來，我說起今天在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新聞發佈會上，巴加埃說領袖哈梅內伊知道危險，但他不願意躲起來，他還是正常去工作上班，”他是為伊朗獻身“，他要和他的人民和國家在一起。但是蕾拉說她不這樣認為。她說哈梅內伊冷血且自私，不會考慮別的人，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會在1月份殺害那麼多的伊朗年輕人。

她丈夫納德爾則提出另一種解釋：這可能是一種“自殺式”選擇——像一種極端的政治姿態：我死，你們要麼堅持這個體制和意識形態，要麼改變。但無論哪一種解釋，現實都指向更殘酷的問題——如果這場復仇與意識形態要拖著國家一起陪葬，普通人是否願意？文明、文物、9000萬人生活是否也要一起付出代價？我心裡很沈。

我說不知道這樣的戰爭會持續多久，對於反對體制的人來說，付出這樣沈重的代價是否值得？那些希望美國攻打過來推翻體制的人，現在他們後悔了嗎？蕾拉說，不後悔。人們很高興，因為這個體制欺壓人民太久，拔掉毒瘤就需要雷霆手段才行，人們已經忍受不了，就算把伊朗炸得千瘡百孔，人們也願意看到這個體制被推翻，因為這個體制沒有給他們帶來安全和希望，沒有未來。人們渴望有好的未來和正常的生活。蕾拉他們認為，如果美國派出地面部隊，未來伊朗出現美國地面部隊佔領城市等情況，可能會激起內部更多變化，人們會上街參與推翻體制。但現在光靠空襲推翻不了這個體制。這個體制內的人為了存活，也幾乎不可能輕易轉向談判或投降。因為這是決定這個體制生死的戰爭。他們不會輕易放棄。但蕾拉說，她相信這個政權沒有幾天了，很快就會被推翻。

結尾｜耗盡的一天

這一天從“衛生間之夜”開始，到醫院廢墟、小學發佈會、世界遺產碎裂，再到城市灰塵與無休止的連線，像一條拉長的戰時膠片。我累到快睡著，但腦子又停不下來。我腦子里一直徘徊不去的是在甘地醫院看到的那對年輕夫婦帶著孩子因為失去家園而哭泣，還有早上在採訪被襲的穆塔赫里醫院的那個年輕人說著說著說不下去掩面哭泣的情景，還有那位文物專家在古列斯坦宮捧著那個玻璃碎片心痛的神情。。。。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悲傷和無奈。德黑蘭的春天已經來了，可這座城市的空氣里，滿是硝煙和燒焦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