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醒來，給自己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早飯。昨晚幾乎沒聽到爆炸聲，有點小小的不習慣，但可以睡一個好覺。天依舊很藍，明媚得過分。

早餐後我開始寫稿，微信就接連響起來。老朋友X姐在國內陪女兒上學，她擔心得快哭出來；她的先生是伊朗人M醫生，留在伊朗開門診。我打通M醫生的電話，讓他們夫婦通話。M醫生一邊安慰她“沒事別怕”，一邊也在跟我說：哪裡都不安全，要小心。我問他為什麼還留在德黑蘭，他說老家克爾曼沙赫爾那邊的姨姨家在警局附近，昨晚也被炸毀，好在人沒事。他判斷以色列正在集中轟炸庫爾德斯坦和西部內陸城市，試圖打掉當地安全部門，再製造從庫爾德邊境派地面部隊的機會——說到“庫爾德人從伊拉克邊境入境”的可能性，他讓我務必小心，有事隨時打電話。

緊接著在伊朗呆了多年的中國閨蜜Z從北部打來電話。她嫁給了伊朗人，他們的女兒孟娜現在德黑蘭大學讀歷史系研究生。戰爭一打響，他們就開車逃到北部農村的別墅，她說那裡聽不到爆炸聲，每天過得像“退休生活”，但今天聽說那邊可能會被炸，大家都有點擔心。有消息說裡海北部著名旅遊城市nowshahr也被炸，人們都很擔心，似乎跑到哪裡都不安全了。

上午我們原本要去東部一個叫布魯傑爾迪的居民區——聽說那裡住著不少軍官家屬，昨晚遭到重擊，居民區損毀嚴重。外媒在那裡十點半集合。車還在路上，我們就看見遠處升起濃煙，灰塵像薄霧一樣懸著。更糟的是，有其他媒體同行先到了現場，立刻給穆森打電話：他們剛下車就又炸了。地在顫，人趴在地上，有攝影師嚇到“尿褲子”。我們當機立斷讓司機掉頭。剛轉回主路，就看見一連串騎著摩托的安全人員和幾輛吉普車呼嘯著往爆炸點衝。路口迅速封控，檢查站比平時更多。司機苦笑說：戰爭帶來的“唯一好處”是——不堵車、空氣好、雪山看得更清楚。我們聊起了最近轟炸太厲害，是不是應該把家裡的玻璃都貼上米字膠條，穆森說他老婆剛擦乾淨了玻璃，不許他貼。我對司機說，要是你要買膠條，記得也幫我買兩個，我也貼上。我都不知道在哪裡買膠條。司機說好的。

既然出來了，總要做新聞。我們改去採訪F教授。車往他家開時，附近又升起一股煙，我立刻打電話確認他是否安全。他說沒事，讓我們來就好。F教授在採訪里說：美以未必能推翻伊朗； 但現在無論誰當領袖，都不會投降，因為一投降就意味著國家被控制、獨立被削弱。他判斷戰爭可能還會持續一到兩周甚至三周，美國壓力越大，地區化風險越高。但他也說，最終大概率還是會回到談判桌，只是各方都在找一個“體面的方式收場”。F教授說，現在是中國攻打台灣的最佳時機。我說中國人不喜歡戰爭。我問他關於關閉霍爾木茲海峽，F教授說伊朗沒有關閉只是控制，再說中國的油輪是可以通過的，不用擔心。F教授認為，伊朗不會在戰爭中投降或發生政權更迭，戰後或許才會出現政策調整空間（對內對外都可能），而大國斡旋與壓力將成為停火窗口的關鍵變量。

從今天早上開始，關於伊朗導彈襲擊阿塞拜疆機場的新聞就引起關注。“是誰打的”的說法在不同渠道間來回跳——伊朗說“我們沒打，是以色列栽贓”，以色列又說“不是我”。此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並沒有想攻擊阿曼，因為阿曼是伊朗的好朋友，一直在勸和促談。有可能是因為沒有領導層，有部門誤擊將導彈打到阿曼。我其實心裡很擔憂：戰爭一旦失控，誤判和誤打就像會傳染。

我把這個擔憂說給F教授，F教授的回答讓我心更冷：“有可能。” 他說，現在通訊斷斷續續，系統里每個崗位都可能出現誤差，戰時協調不像平時那麼順暢。在當前過渡階段，指揮與溝通並不總能做到完全統一。聽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伊朗爸爸常用的比喻——哪怕是古代拿長矛打仗，也要搭一個帳篷當指揮部：有人下令、有人執行。可今天，帳篷還在不在？誰在裡面？

從F教授家出來，穆森說他丈母娘家就在附近，要不要去他丈母娘家吃頓中飯——他把妻子和孩子暫時安置在那裡，因為他們原來的家靠近軍營，夜裡聲響太近，他妻子緊張得睡不著。我說好的，但我第一次拜訪，要買蛋糕和鮮花。還好附近有蛋糕店開著，也有人在路邊擺著鮮花賣。我們買了蛋糕和鮮花去了他丈母娘家。

午飯是另一種“德黑蘭味道”：一屋子女人、孩子、茶和乾果，還有蛋糕和鮮花。岳母家一塵不染，窗玻璃亮得發光。老一輩很淡然。穆森說她岳母，聽到導彈也不管，繼續擦玻璃。他的岳母是個非常開朗的人，笑著對我說，“我們是民宅，他們不會打我們，我怕什麼”。穆森岳母的姐姐——也就是他們的姨媽也在，說想孩子們了就過來看看。姨媽笑嘻嘻說自己見過戰爭，兩伊戰爭那時候情景和現在不一樣。他們的孩子都躲到鄉下了，他們沒有走，要守著家，怕家裡被偷。我問她怕不怕，她說不怕，聽到導彈她還會去窗口看看打哪裡了。可穆森年輕的妻子就完全不一樣——她一聽到聲音就竪起耳朵，忍不住去窗邊確認，情緒說著說著就崩了。她說第一天戰爭打響他們家附近被轟炸，她帶著小女兒在家，又惦記穆森又惦記上學的大兒子，害怕得直哭。她說每次穆森出門工作，她都覺得像見最後一面。她擔心孩子，她說這幾天孩子都沒有去過公園，只能關在家裡。穆森的兒子卡倫上小學三年級， 他對我說，戰爭打響那一天，老師立刻就把我們都帶到了地下室等著爸爸媽媽來接。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他還給我看手機，聽到導彈聲音他還在窗口拍照片發給爸爸。我說你想不想去上學，他說不想，不上學很開心。

再晚一些，穆森姨夫來了。他在德黑蘭開著一個有關金屬器材的批發店。他說他們店已經關門快一周了，他準備週六上班了就回去開店。我說不害怕嗎？姨夫嘆了口氣說，沒有辦法，現在經濟壓力太大。他說他們2月28日戰爭打響那一天，整個商廈都關門了直到現在，已經通知他們週六商廈開門。他說很多人都欠著貨款，他打電話問都說現在打仗沒有辦法付錢。他還給我看手機上的短信，他說他感覺可能有人想以戰爭為藉口把欠債一筆勾銷。他又問我，你們中國為什麼支持這個政權？我說中國也沒有太支持，因為和伊朗有商業往來，只是政治上支持，而且中國很低調，不可能像外界想象那樣“全面站隊”。姨夫說，這樣最好。他還說他去過廣州做生意，參加過廣交會，很喜歡中國人。他講這些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心裡更複雜：兩國普通人間的好意是真實的，但大國之間的難處也是真實的。姨夫還說，現在他最擔心的是經濟，戰爭讓本來困難的經濟雪上加霜，人們擔心美元上漲，物價上漲，戰爭下沒有收入，壓力更大。他希望戰爭早點結束。

午飯開始了，穆森岳母和姨媽端上了熱騰騰的豆角肉末飯，還有蔬菜沙拉、藏紅花米飯，和自己醃好的酸菜、酸奶，五顏六色地擺了一桌子。大家圍在一起，我坐在那兒吃著香甜的飯，忽然有一種恍惚：原來“戰爭”並不總是致命炮火，還有一家人抱團取暖、耐心等待的溫馨。在這間屋子里，女人們把家收拾得乾乾淨淨，把飯做得熱騰騰，笑聲充滿了整個屋子。有一瞬間我甚至忘了外面在打仗。我對她們說：“這是我這幾天里最快樂、最放鬆的時光。因為家人在一起，真的能把恐懼壓下去一點點。”

離開時，岳母還給我打包了豆角飯、大麥湯，讓我回去餓了就吃。穆森的妻子說：“等戰爭結束了，我們再一起慶祝。”我點頭，說好。我太希望那一天能快點到來。

回程路上，司機接到妻子電話，說家附近疑似軍營被炸，玻璃哐哐響，十歲的兒子和妻子嚇壞了。司機人在路上，只能先讓大女兒和女婿趕過去陪著妻兒。他說出租車公司只剩兩個司機還在跑，其他人早已撤離——有人去了北部，酒店都滿了，很多人搭帳篷睡車里。司機說他每天出來跑車壓力也很大，家人也很擔心，時不時打電話問他是否安全。但是他沒有辦法，要付房租應付生活，現在物價漲的這麼高，要是不工作沒有辦法維持生活。他也希望戰爭盡早結束。

在穆森家的時候，中國朋友L突然給我打電話，說：“睿姐，我們家對面昨晚有人持刀入室搶劫，挨家挨戶把金子、值錢的東西都搶走了。打電話警察也沒有來（因為警局都被炸了沒有人接電話），你一定要小心。”我聽完真的毛骨悚然。戰爭的哐哐聲我已經聽習慣了，可我突然意識到：我真正害怕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東西，而是地面上沒人管的黑夜——一個人住，門外如果有人拿刀闖進來，你連“報警”都不知道有沒有用。

我把這種恐懼告訴穆森。我說：“我其實不怕戰爭，我怕的是搶劫。”穆森讓我先把家裡門都鎖好，有事立刻聯繫他。可那種不安全感還是像一層冷汗貼在背上——因為它不是來自爆炸，而是來自秩序的鬆動。

回到家我開始寫稿。樓下的門衛帕里維茲上來找我，說他大兒子在阿曼打工，聽說阿曼也被導彈波及，他急得不行，問能不能用我的網絡聯繫一下兒子。伊朗現在全國斷網，大家瞭解的信息還不如外界知道的多。我去過穆森岳母家，他們也沒網；他們連看外媒的衛星電視都被干擾，只能盯著伊朗國家電視台。伊朗媽媽那邊也是一樣，她經常打電話過來問我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今天的德黑蘭，變成了一座靠“人和人互相打電話”維持信息流動的城市。你問我，我問你。消息像霧一樣在樓道里、電話線里、家庭聚會時親朋好友的對話里瀰漫，借此維持一點確定感。

門衛終於打通了兒子的電話，又給他在庫爾德省老家的老婆打，讓他們連線。然後他又給親家打，讓他們和兒子兒媳連線，一圈“報平安”打完，他長出一口氣，對我說“謝謝”。

我也把我聽到的搶劫消息告訴他。他安慰我說：“我們這條街好幾棟樓的門衛都是庫爾德人，彼此認識，已經商量好——誰家出事就互相通報、互相照應。你放心，只要我在，有事你就叫我。” 他還叮囑我把外面的鐵門全部鎖死。我聽到這句，心裡突然松了一點點——那種安全感不是來自國家，不是來自制度，而是來自一個具體的人、一條具體的街、幾扇互相看得見的門。我立刻把鐵門反鎖，聽見鎖扣“咔噠”一聲，像給自己加了一條薄薄的護身符。

今天我依然在連線、在寫稿。可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戰爭把人逼到一種很荒誕的狀態——你一邊追著爆炸寫新聞，一邊又要學會像普通人那樣，擔心被搶劫和偷盜。門衛的一句“我在”讓我安心不少，幸虧他在。以前我們也有鄰居對他很有微詞，說他太不精心，自己經常在外面找活打工，不好好承擔門衛的職責。但現在戰爭到了，門衛自己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庫爾德省的老家，自己單身返回來守衛這個樓房，我真的對他充滿了感激。在崩塌的秩序里，人和人抱團，是唯一能抓住的東西。

夜深以後，我又看到伊朗軍隊發表聲明要為被擊沈的伊朗軍艦報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發文說，伊朗的軍艦在印度海參加演訓，會被擊沈，這嚴重違法，美國將會為此付出代價。我突然覺得，這世界像是退回到一種“誰拳頭大誰說了算”的叢林邏輯——戰爭不只是把城市炸碎，也把人對規則的信念一點點炸碎。

正在寫稿，在南部格什姆島做生意的朱總打電話來。他是那裡的華商主席，我很驚訝他還沒有離開。他說自己這幾天一直在大巴扎批發市場一帶落腳——那邊目前沒有明顯被襲擊的目標，街區相對平靜。但他也明確感覺到，今天空襲比較厲害。他們還去海邊看對面阿巴斯港，好像那邊的煉油廠被襲擊著了火。

他說原本這兩天要發工資——每個月一次的那種固定發放。但因為戰爭，銀行突然關掉，工資沒發出去，貨款也壓在手裡，賬目全卡住。他本來計劃趁伊朗新年諾魯茲節回國，現在完全走不了：沒有航班，海上也走不了。如果撤離，只能考慮從北方走陸路，去土庫曼斯坦等鄰國的邊境，但距離很遠、路上不確定因素多。他說自己現在的想法是：先等銀行恢復，把該付的賬盡量付掉，給工人的工資結掉；如果戰事沒有緩和，他再認真考慮撤。

他問我德黑蘭情況。我告訴他，德黑蘭最近轟炸確實更密集。我提醒他，其實呆在家裡一般不會有大問題，關鍵是你住的地方旁邊是什麼。我觀察，現在有些被炸的點，除了一些重要的政府機構和軍事安全設施外，那些表面看是體育場、醫院、甚至民用建築，但往往是因為附近出現過軍事或者安全人員聚集點、或附近有軍事設施、警務機構、或某些敏感人員的活動。我建議他避開敏感地點，不要靠近軍營、警察總局、派出所或革命衛隊相關駐地，或者那些有當局高層出入的區域。寧可去普通民居或者農村，只要是“純居民區”、沒有軍事設施，風險相對小；哪怕去更偏的地方，只要不靠近目標，反而更安全。另外，如果必須陸路撤離：盡量結伴、少停留，保持連續行駛；另外避免跟大型貨車長時間同行——因為有人擔心大貨車可能被誤認為“偽裝的導彈發射車”。另外使館那邊在各邊境都有人員安排撤離，一旦決定走，最好提前把路線、人員、車輛信息報備，邊境口岸通常會有協調機制，能減少臨時卡殼。

他說南邊這兩天動靜又變大了，之前沒那麼響，但今天、昨天突然多起來，他們也有點擔心。最後我也叮囑他：如果格什姆島、阿巴斯港一帶動靜變大，別硬扛，能往沒有駐軍的區域挪就挪，就踏實在家待著，少出門，應該沒事。

通話結束後，我又接到伊朗媽媽的電話。她問我怎麼樣？她說她們那裡（德黑蘭東邊）還在炸。炸的很厲害。另外，她告訴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的聲音比平時低，像是怕驚動什麼，又像是怕被什麼聽見。她沒有直接談戰爭，卻把戰爭最真實的樣子，一點點說給我聽——不是導彈，不是戰報，是人心散了、秩序松了、生活裂開了。

她先說了一個細節：爸爸去熟人超市買東西，回來時說聽超市老闆說，一個打扮得非常精緻的女人——頭髮染一次可能要花幾百萬土曼的那種——昨晚竟然在店裡偷了香腸。監控拍得清清楚楚。伊朗媽媽說這不是“道德淪喪”那麼簡單，她覺得這是一種更深的信號：很多人失業了，年輕人被困在家裡，生活撐不下去，體面先碎了。伊朗媽媽還說她每天都吃的藥，一個月三十粒一瓶，她通常會買兩瓶用兩個月，兩瓶價錢是一百三十萬土曼，但她今天打電話給藥房說送不了，她自己出去買，價格卻成了一瓶價格是一百三十萬土曼，她說才不到一周同樣藥的價格就漲了一倍。

我也和她說了中國朋友打電話提醒我的事情，說公寓樓里，有人拿著刀闖進樓里搶劫。金子、錢、能拿走的都拿走了。住戶嚇得報警，可警察不來。伊朗媽媽提醒我：晚上別亂開門，門鈴響了也別輕易開；不認識的人不要放進來，送貨的也要先確認。她還說，你家後來換成鐵門是對的，以前木門踹兩腳就開了，現在至少多一道防線。她還告訴我一個變化：現在連警察也換成便衣了，他們不坐警車，開私家車在街上轉。她說派出所也被打，治安更亂了。她在街上看到一些拿槍站崗的人，長相像地痞流氓，像“誰都不認識、誰也不負責”的那種人。萬一有壞人假裝警察的話就麻煩了。她說如果有人說自己是安全人員要你交手機，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隨便給他，萬一他搶走了你也沒有辦法，警察都找不到。我說路上看到有很多檢查站，她說得很直白：靠幾個檢查站維持不了秩序，國家必須要有秩序，必須要有人管。

她又講了兩個故事，說她的一個熟人前幾天開車去北部，路上翻車，沒有等到救助，反而是有人乘亂先把車里的東西偷走，連備胎都沒放過。這讓我愕然，因為我之前看到過的伊朗人非常熱心腸，如果半路車壞了，就有很多人自願停下車來幫忙。我們自己就遇到過一次。伊朗媽媽繼續說到，這個受傷的女人身上沒銀行卡，沒法付醫藥費，只能打電話回德黑蘭求親友轉錢。另一個是爸爸的一個朋友，打電話說有伊朗的防空攔截導彈沒爆炸，直接掉進民宅，從屋頂穿到一樓，再穿到車庫，把兩輛好車砸爛，他們的房子也毀了。

電話快結束時，她的語氣突然變得很急。她說：你們做報道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別一個人跑；怕遇到騎摩托的搶設備，搶了你也沒處說理。她不是在“危言聳聽”，她是在用一個普通人的直覺告訴我：當秩序開始鬆動，危險不只來自天空，也來自街頭。這時候電話響了，伊朗媽媽在接電話，伊朗爸爸接過了電話，他在電話里反復提醒我要小心，他說：“我害怕的不是你躲在家裡，我害怕的是外面‘沒有人管’。”

電話里，伊朗爸爸忽然換了更低的聲音，說了一句讓我心裡一沈的話：“剛剛一個小時前，所有權力都交給了革命衛隊。”他解釋說，這意味著進入了“緊急狀態”：很多決策會更集中、更軍事化，“現在不是誰出來講話就能解決的”。他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像在組織措辭，又像是不敢把話說得太滿，只是提醒我千萬要小心。千萬不要單獨出去。如果要去拍，就跟著媒體大隊伍一起走。人多，才像一種保護。他甚至不太贊成我用大設備，怕被搶劫。他說：現在很多人穿便衣、沒有制服，你分不清誰是執法，誰是安全人員，誰只是借亂局做壞事的人。

掛電話前，他的語氣突然軟了下來，像所有父母一樣，最後只剩一句樸素的叮囑：“在家就把鐵門鎖好，別給陌生人開門。聽到什麼消息先別慌，有事馬上打電話。太危險的話，就來我們這裡。”

電話掛斷後，房間里很安靜。可我知道，真正的危險並沒有停——它只是從天空落回了地面，變成了人們對“秩序還能不能撐住”的擔心。戰爭讓人害怕的，從來不只是爆炸那一秒，而是爆炸之後：誰來負責？誰來維持？明天還能不能像一個“正常的國家”那樣運轉。

晚上九點多，我原本想把在穆森家拍的視頻剪完。就在這時，F教授給我打電話。他問我有沒有播出今天的採訪。我說已經發出了。他說其他都還好，千萬不要用那些似乎為政府辯護的話，要盡量客觀不站隊。他以前做過外交官，退休多年，在外交學院教書。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他算是一個很中立、很克制的學者——不偏政府，也不替反對派說話，更像一個分析局勢的人。但這一次，他顯然被“站隊”這件事嚇到了。

他說，伊朗波斯語海外媒體“伊朗國際台”把他“挖底”，把他過去的履歷、他接受採訪的片段拿去做文章，還寫信給他女兒在澳大利亞的大學，說“你爸爸是體制內的人”，要求學校讓她辭職、把她“趕出去”，甚至還騷擾、威脅他女兒。女兒哭著打電話給他，他好幾天睡不好，心臟都不舒服。教授在電話里反復跟我說一句話：“你寫可以，但別讓人覺得我在為政府說話。”

他同意我寫兩點：戰爭可能還會持續一到兩三周；以及衝突拖長會帶來更大的地區風險。但當我提到“戰爭越久，越多民眾可能會站到政府一邊”這個判斷時，他立刻說：別寫。不是因為他不相信，而是因為他怕——怕這句話被人抓住，變成標籤，最後變成壓力落到自己孩子身上。

這種“被迫站隊”的壓力，其實不只發生在他身上。我也想起今天看到的另一種撕裂：有在中國的伊朗留學生在網上留言跟我說，你報道宮殿、學校受損，其實這些地方是被波及的，是因為旁邊有軍事機構，並不等於以色列在“故意打民用設施”。我其實在報道里也說過：很多地點不是直接目標，是被波及。但在現在這種情緒里，解釋常常沒有位置——你只要講事實，就有人問你立場；你只要不罵某一方，就有人說你站隊。

我還想到那些在中國自媒體上的伊朗網紅，他們也常被攻擊“洗白”。可他們在伊朗，哪裡敢輕易批評體制？現在輿論抓得嚴、監聽多、便衣也多，他們自己或家人還在這裡，誰都知道“說錯一句話”的代價。於是很多人只敢拍日常：公園、超市、街景、花市。即便這樣，也照樣會被罵說是粉飾太平。

我看到伊朗媒體還發出提醒：讓摩托車和引擎聲太大的車盡量別在城裡亂跑，因為很多人神經緊繃，聽到轟鳴就以為戰機來了，會加重大家的恐慌和焦慮。

穆森晚上打電話說，今晚要把妻子孩子帶去市郊卡拉季，去親戚別墅待一晚，讓孩子緩一緩換個環境。我說你去吧，但明天要不要回來，看情況。命最重要，工作能做多少算多少。這幾天我越來越確定：疲勞會讓人出錯，而戰爭里，一次出錯可能就是傷亡。

今天，指導部外媒司還通知我們去拍被炸的阿扎迪體育場。我說有兩檔連線沒有辦法去。穆森說他去拍。我說不要去，在家好好陪陪妻兒。今天那座一萬兩千人的體育館被炸得很慘。我曾在那兒看過大型賽事，那是國王時期建的體育地標，辦過亞運會。可現在，說毀就毀了。以色列媒體解釋，很多體育場被當作巴斯基民兵、安全人員的集結點，所以成了目標。

我看伊朗媒體報道說伊朗打下三架F15戰機、打下20多架美以無人機，據說一架無人機就造價三千萬美元。F教授說現在雙方暫時打了平手，接下來就看誰更能忍。誰能忍受的時間越長誰就贏。換句話說伊朗的經濟本來就不好，伊朗也無所謂再大的打擊。但美國和以色列還有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經濟、以及全球的經濟和油價都承受不了太長的時間。我的理解就是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伊朗人能忍，有很強的韌性，伊朗軍方的話語也很強硬，已經向美以發動了第20波的無人機和導彈打擊，好像“我們還很強”。可我心裡知道，損失也在累積——那些建築、道路、日常秩序、人的神經、人的信任，都是看不見的傷口。但伊朗人很能忍，也很有韌性，苦中作樂，該乾啥乾啥：炸彈飛著，花也照賣，蛋糕也照做，街邊仍有人擺著一束束迎接春天的花。

傍晚接到使館郭主任電話，他還在土庫曼斯坦邊境安排撤僑， 他特意問我近況，提醒我注意安全。我說我這邊還好，基本都在家裡，不怎麼外出。聊到撤離與聯絡，我提起格什姆島的朱總，主任說他已經打過電話，如果他們想走，使館會協調走伊拉克口岸。但我們都知道，伊拉克線也不算安全。主任說，今天有人從阿巴斯港凌晨出發，坐大巴往馬什哈德方向趕，六個人，今晚或明天凌晨才會到。他說晚上還要去接一下人。我聽了感到溫暖和欣慰，感到有依靠。我要真的實在堅持不住，後面還有使館。在這戰亂時代，對華人最安慰的是，無論何時，也有人會一直在邊境守候，幫助那些風塵僕僕想要撤離的人。

我們又聊到物資和物價。

主任說外地其實不太明顯，他一路出來，很多地方幾乎看不出戰爭痕跡：超市燈火通明，供應也還行，沒見到搶購把貨架搬空的情況。這其實和上一次12天戰爭有點相似，我在北部小城鎮的朋友說真沒感覺到打仗，連炸彈聲都沒有聽到，他們的生活照常。我想這一次戰爭的烈度和範圍和上一次戰爭不可相比，但最受影響的應該是德黑蘭，每天都在聽到爆炸聲和戰機聲，藥品、日用品也都在“漲價”。掛電話前，主任還叮囑我：出門盡量跟大隊伍走，不要單獨跑；不行就撤，別硬扛。

電話掛掉後我坐在屋裡，突然有一種很複雜的感覺：德黑蘭的戰火似乎緩和一點了，但城市裡另一個更陰暗的東西正在冒頭——當秩序鬆動，危險不只來自空襲，也來自人心和生計的崩塌。但是我自己又有點疑惑，可能這只是極少數人。我平日看到的伊朗人，是有很高素質的。他們很有同情心和愛國心，非常好客、樂善好施、樂於助人。

今天我從穆森家出來，還看到路邊有個人站在一個很大的空地上給很多鳥餵食，很多鳥都棲息在那裡，它們也不怕人，在地上不停啄米。我還心裡感嘆戰爭之下人們不恐慌不焦慮，還惦記著這些可愛的小動物。我看到有朋友說從德黑蘭逃到北部，酒店的老闆非但沒有漲價，還給來投奔的人打三折。這與我在去年12天戰爭中的情況相似。伊朗人的互助精神似乎是刻在骨子裡的，在困難面前，他們會更團結更有向心力。想到這裡，我又覺得應該對伊朗的文明和市民社會有信心。

我相信，伊朗社會不會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