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出版了一份研究簡要，名為《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戶特徵》（下略稱為「簡報」），引起媒體的廣泛報導。之所以引起報導和關注，並不是說該簡報顯示低收入住戶和人數大幅度上升，而是在低收入住戶組別中，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比例日漸上升。用最簡單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在低收入住戶中，選擇放棄出來工作的住戶比例正在上升。

說得再具體一些：

一是在低收入住户組別當中，不從事工作的住户比例在過去 25年增至近四分之三，不工作，自然收入增長不了，這成為香港住户收入差距擴闊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在這個不工作的低收入住户組別中，高齡化令低收入全長者住户數目，由1996年的 8.6萬戶，倍增至2021年的25.3萬戶，高齡低收入住戶放棄工作，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三是在這個不工作的低收入住戶組別中，成年人而又非長者的住户數目，也由1996年的5萬戶，增至2021年的15.7萬戶，這涉及人口約20萬人。重點來了，在這約20萬人當中，有約8萬人聲稱是「料理家務者」或者「提早退休人士」。注意，他們不是高齡人口。同時，這8萬人似乎並沒有家裡人需要他們照顧，包括老年人和兒童都沒有，這就讓人納悶了。

簡報並沒有提及這8萬多既非高齡人士，家中又沒有老人和兒童需要照顧的低收入人士，到底什麼原因使他們放棄工作。表面上看，8萬人在全港七百多萬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並不算高，但只要仔細想想便知道，七百多萬人口包括高、中、低收入者，高收入人士放棄或者說無需出來工作，這可以理解，也不會帶來社會負擔；中收入人士放棄工作，但仍然可以維持中等收入，所謂工作，簡報採用的是「從事經濟活動」概念，也就是說包括工作、投資等，放棄工作還可以通過投資來賺取中等收入，不僅不會帶來社會負擔，同時可能還在稅網之內，繼續貢獻賦稅。所以，真正需要衡量比例和探究成因的，還是應該把這8萬人放到低收入人士/住戶組別當中去，才有政策分析的意義。這8萬人在低收入組別中，扣除高齡人士住戶之後，佔成年而非高齡人口超過四成，不能說比例低了！這8萬不工作不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又是靠什麼維生？

如果是靠社會福利，則主要是依靠簡稱「綜援」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實際上這個福利收入也是很有限的。根據最新綜援資助金額，成年的健全受助人（也就是排除可以額外申請傷殘津貼的人士和可以申請長者津貼的長者）每人每月最多得到2990元而已，所謂「高福利養懶人」的觀點，並不具備說服力，因為根本算不上「高福利」。雖然目前在香港的公共財政總開支當中，社會福利支出所佔比例已經超越教育和醫療支出，成為第一位，但綜援支出的負擔還是處於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這些失業或者放棄工作的成年低收入者對於整體社會來說，並不在於對社會和公共財政帶來沉重負擔（雖然人數和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在於這可能是「躺平」的先兆！

正如上文所言，立法會簡報並沒有研究他們不工作的成因，筆者也沒有更精準的統計研究，只能從常理的角度提出這個「躺平」先兆的假說。如果從單個個體來說，努力工作也好，在家躺平也罷，純粹只是個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取捨，無所謂好壞。但如果從整體社會而言，個體的選擇就會累積疊加成巨大而不容忽視的集體效應，最終讓包括這些個體選擇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承擔這種躺平效應和負面後果，這是簡單不過的經濟學思維方式。從筆者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來看，「躺平」現象雖然的確存在於某些家長和青少年，但不能說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生活價值觀。正如內地的所謂「丁克現象」，以及近期提到的「四不主義」，坦白講在香港還不算十分流行。故此，在這些先兆現象尚未蔓延成為社會主流生活價值觀之前，政府勞工福利部門和政策研究機構應該作更為精準的調查研究，以充分了解是什麼原因使得低收入人士放棄工作，繼而制定能夠對症下藥的鼓勵就業政策！

（文：鄧飛 教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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