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凌晨寫完日誌，一覺醒來已經快七點。七點半要連線，我趕緊拉開窗簾準備洗漱，一看外面還是黑夜，我愕然，再看看表，確實是七點，但天是黑的。我到陽台上看天空，天空灰蒙蒙一片，被煙霧籠罩。

連線結束，我去房頂上看個究竟。天空全是黑煙，彷彿烏雲一般，把城市罩住，看不見山，遠處的路口、樓的輪廓都變得模糊。濃煙把天空壓得很低，濃得化不開。下起了小雨，房頂地面積起了一灘灘黑色的污水，白色的牆壁上是絲絲縷縷的黑色痕跡，天空下起了石油雨。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濃煙籠罩的德黑蘭，才知道什麼叫做暗無天日。

我回到屋裡，拉開所有的窗簾，外面如黑夜一般，家裡不開燈竟是黑黢黢的一片。我老家在西北小城，記得小時候那裡刮起沙塵暴，就如這昏天黑地一般。伊朗氣象部門負責人在新聞中，對德黑蘭“天色昏暗”的原因作出解釋，說德黑蘭上空出現煙霧與雲層混合的情況，越靠近起火地點，空氣中的“黑暗感”越明顯。與此同時，伊朗紅新月會發出防護提醒，稱燃料庫爆炸可能使大量碳氫化合物以及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進入大氣並混入雲層，降雨時可能形成強酸性、具有危險性的雨水。紅新月會警告，這類雨水可能造成皮膚化學灼傷和嚴重的肺部損傷；若雨水接觸皮膚，不要揉搓，應持續用流動冷水沖洗；被雨水浸濕的衣物應立即更換，並放入密封袋處理。德黑蘭省政府呼籲民眾盡量減少外出，出門戴口罩，說是雨停了會有蒸發，空氣中夾在著有毒物質更危險。

我開始寫新聞做片子。回到中國探親的好友G，打電話來說看到德黑蘭空氣污染，擔心她在伊朗的先生K醫生。我幫他們接通電話，K醫生正在醫院忙，說受傷的病人很多，他在忙著做手術。G反復叮囑我們盡量別出門，要出門一定要戴N95口罩。 G說很擔心伊朗這邊情況，想和兒子回來。K醫生對她說，現在在德黑蘭，整天聽著這些轟炸聲，網絡不通，信息不暢，人心會被磨到崩潰。現在她和兒子至少離開了危險中心，他心裡踏實一點。他勸她別急著回來：航班不開，陸路怎麼走也不確定；先待著，看兩三周後有沒有轉機。

我發好報道做完連線，已經中午十一點多了。五樓的鄰居太太發信息給我要不要去游泳？我說好，我們在樓下游泳池碰面。她說戰爭打響後第二天，她母親的保姆因為害怕就回老家了。她的父親曾經在國王軍隊工作，後來退休去世。她的母親今年八十多歲了，去年不小心摔倒，盆骨骨折，現在勉強能走路，平時都離不開人。她只能把母親接到她家裡照顧。她說自己的父母有五個孩子，只有她留在伊朗，其他姊妹兄弟都在國外，有在法國、德國和土耳其。姊妹去年回來過，但兩個兄長二十年來都沒有再回到伊朗。他們只能打電話或視頻聯繫。而她自己也都六十多歲，腰不好膝蓋也做過手術，兒子兒媳都在德國當醫生，身邊就只有一個女兒和女婿。如今戰爭期間，她買了一個長途電話卡，1百萬土曼可以打60分鐘，只是每天給海外的親人報個平安，一周不到就打完了。鄰居太太說，她昨晚和老伴去了親戚家做客，突然之間聽到很大的爆炸聲，半邊天都被火光照亮。大家慌忙穿好衣服跑到車庫里躲避，聽得爆炸聲音小一點，她們就開車往家趕。路上看到附近的軍營被炸成了廢墟，又碰到浩浩蕩蕩的一行車隊，車里的人舉著國旗、喊著口號支持政府，她讓老伴趕緊繞道，怕成襲擊目標。女兒不停打電話問他們到家沒有，催促他們趕緊回家，說到此處，她在游泳池里舞蹈了幾下，還唱起歌來，那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伊朗歌，歌詞頭幾句是“我要走！我走！”聽她唱著歌，看她幽默的表情，我哈哈地笑了起來。

鄰居太太年輕時在大學讀體育。她說看到那座可以容納12000人的阿扎迪體育場被炸，很難過，說那裡都是她美好的回憶。她回憶起阿扎迪體育場開幕的情景，說年輕學生們還表演各種體育項目，巴列維國王和王后為開幕式剪彩。那時她在讀高中，等她讀大學時，她們經常在體育場那裡鍛鍊，有籃球有排球有拳擊。那裡還有一個很大的游泳池，男女一起游泳。她和同學好友一起在體育場看比賽，還看演唱會。她給我回憶起那時的美好歲月，眼神閃著光。她問我這幾天去了哪裡，我就一一告訴她。說起特朗普說伊朗人自己炸的小學，她聳聳肩說，誰知道？革命前阿巴丹電影院著火（數百人死成為革命的導火索），有很多人說這不是國王乾的，是革命者自己乾的。現在也說不清。

鄰居太太說女兒家就住在機場附近，昨天被炸的厲害，女兒想全家都去北部別墅呆一個禮拜。我說不用上班嗎？今天政府說已經復工復產了，她告訴我女兒公司說大家都不用來，都在家辦公。女婿去上班了。她還在猶豫，不知道這個戰爭到什麼時候結束。要是德黑蘭繼續這樣下去，要是斷水斷電就糟糕了，但是老伴和她母親身體都不太好，去年12日戰爭他們逃到北部，因為太冷都感冒了，生病得很厲害，又狼狽地回來。她自己原本是不想離開家的，現在看被轟炸的這麼厲害，也在猶豫。她問我的意見，我說我也不知道，其實在家呆著還好，但是戰爭什麼時候結束，真的說不好。她說人們都在盼著戰爭結束，沒有人願意看自己的國家被毀滅。她說我們不喜歡這個政權，但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鄰居太太說因為腰疼膝蓋疼，她每周都要做三次理療，現在理療診所關門了，她只能來游泳池走路鍛鍊。但她害怕一個人來游泳，所以我們約好有空一起游泳。說著已經下午一點，鄰居太太說要給她媽和她老伴做飯，我說我也有連線，我們就一起上來了。這時候攝影師穆森打電話來說指導部安排我們去採訪，我說今天我們就不出去了，外面空氣污染太厲害，萬一我們出去生病了，醫生都很難找。再說我下午還有兩個連線，今天先在家裡休息一下吧。

我連完線已經下午兩點多了，肚子餓了正在下掛面，收到中國媳婦C的電話，問我好不好。她說前幾天我打電話勸他們趕緊走，他們全家那天下午就都離開德黑蘭，在北部租了一個別墅。她問我有沒有“外媒集中避難”的地方。我苦笑：哪有什麼集中避難，都是自己想辦法。今天我也沒出去，不是因為不敢報道，是因為空氣實在太差，城市被煙完全罩住了。

她說，北部空氣好一些，連著下了幾天雨。但她也說，物價在漲、燃油限額在縮減：從能加三十升到只能加二十升，大家都在一點點適應戰爭給生活造成的困難。孩子開始上網課，可網絡斷斷續續，老師只能發幾個視頻、家長安撫、孩子抱怨——最後都落到同一句：能上就上，上不了就算了，安全第一。

她問我：如果去北部會不會好一點？我告訴她：我走不了。外面沒網絡，只有這裡有記者專線。我只能待在這裡。聊到最後，我問了她一個問題 ：“你們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嗎？”她回答得很乾脆：“接受。” 她說不是因為立場，也不是因為誰對誰錯，而是因為她身邊的人——丈夫、同事、朋友——每天都在重復同一個願望：什麼時候能停火？什麼時候能恢復工作？什麼時候能正常生活？她說老百姓真的不想再打了，誰願意這樣過日子？戰爭讓一切都停擺：工作、物流、康復治療、孩子的學校、老人的復健……都被迫讓位給“今天能不能平安”。

她說戰爭期間孩子和老人最可憐。她自己家裡也帶著剛做過手術、半身行動不便的婆婆一起撤到北部，一大家子十個人擠在一起過日子——十個人、一隻貓、兩只鳥。日常生活變成“抱團生存”：做飯、照顧老人、安撫孩子、搶網絡、找藥、等消息。最後，她叮囑我：別冒險出門，今天伊朗又說要擴大打擊範圍，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她只盼新年前能來一個好消息——哪怕不是結束，哪怕只是一個短暫的停火，“讓大家喘口氣”。

在北部的好友Z打電話也問我好不好，她說 “九天了，感覺比十二天還漫長。趕緊翻篇吧。” Z說，美國該打的也打了，該報復的也報復了，能不能就此停下來？她並不在乎誰贏誰輸，她只想結束這種“每天都在受折磨”的生活。

我聽著這通電話，腦子里卻想的是，今天在游泳池里見到那位樓里的老太太。外面是煙，是爆炸，是不確定；她卻在水池里唱歌。我很喜歡伊朗人的風趣，聽他們講話，覺得他們身上有一種奇怪的能力——不是不害怕，而是在艱難緊張的時候，還能談笑風生，正常過日子。

下午伊朗媽媽也打電話來問我好不好。她說今天下午戰機飛過去以後，防空系統開始響。以前她幾乎沒有在自己這個片區聽到過防空系統開火，所以對這種聲音完全沒有準備。今天是第一次，防空火力就在他們那一片打起來。按理說，防空系統響，說明是在攔截空中的目標，可她卻說，最好還是別響，因為那個聲音太可怕了。不是那種已經慢慢開始習慣的導彈聲，而是一種非常重、非常近、猛地在耳邊炸開的爆炸聲。她說自己正坐著，突然“砰”地一下，嚇得整個人直接叫出來，還以為是自己家炸了。爸爸趕緊跟她說，那是防空系統，是在打空中目標。可她自己都說：“導彈我都沒這麼害怕，反而是這個防控系統的聲音把我嚇到了。”因為這聲音太陌生了。戰爭就是這樣，人剛剛對一種聲音有了適應，另一種新的聲音又會重新把人嚇回原點。

她又說起昨天在伊斯法罕被炸彈波及的一家醫院。那家醫院正好是她外甥工作的地方。所幸醫院沒有出現大規模傷亡，但辦公區的玻璃全碎了，很多窗戶都震裂了。醫院方面趕緊把孩子們轉送到兒童醫院，把女病人送去婦產醫院，把能出院的病人盡量都辦了出院手續。現在醫院基本只剩下急診功能了——如果有特別緊急的傷員，還能勉強接收，其他醫療服務已經幾乎無法繼續。

她還提到一位熟識的醫生，說他自己一直在做手術，忙得根本抽不開身，傷員太多了，實在太多了。現在送到醫院裡的傷員里，什麼人都有，普通人、軍人，全都混在一起。醫生們早就不是“願不願意上班”的問題，而是一直處於全面待命狀態。她說，自己問外甥，醫院都炸成這樣了，玻璃都碎到頭頂上了，為什麼還去上班？外甥說：“我沒辦法。我發過誓，我必須去。”

伊朗媽媽在電話里還說到空氣。她讓我一定要把窗戶關好，多喝水，別開窗，盡量別出門。外面現在煙塵太大了，空氣很差。大家甚至開始擔心，如果接下來下雨，那雨裡可能會帶著爆炸後的污染物，變成很危險的雨。她說，現在都在傳，如果真的下雨，千萬別站到雨裡去。我說，我現在看到這些，真的很擔心戰爭之後，德黑蘭的環境怎麼辦？這個國家還要再承受多少東西？該怎麼彌補回來？

伊朗媽媽說，伊朗人這些年，好像什麼都見過了，什麼都經歷過了。戰爭、制裁、通脹、死亡、醫院爆滿、城市燃燒，所有壞事一件一件輪著來。可她接著又用了一個比喻。她說，現在的伊朗，就像是在治療一場很重的癌症。化療的時候，藥當然是在救命，可它同時也會傷害身體。現在他們就像在承受這樣的過程——知道自己在被治療，也知道自己在被摧毀，知道有些代價不得不忍，也知道這些代價會真實地落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上。

她說，希望這一切過去以後，伊朗人還能重新把這個國家一點點建起來。

她說，現在誰也幫不了誰，誰也替不了誰，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看好自己。她讓我待在自己熟悉的區域，不要為了“更安全”就隨便換地方。因為每個人只熟悉自己生活的那一小片街區，知道出事了往哪裡躲，知道哪條路能走，哪條路不能走。現在最怕的反而是亂跑，在路上撞上那種誰也來不及反應的危險。

她舉了個例子。那天導彈打到革命衛隊廣場的時候，路上的司機和行人根本不知道目標會落在那裡。導彈一來，街上的車一下就被掀飛了。這種事沒有辦法提前準備，它不是一種靠小心就能完全躲開的危險，而是在一瞬間突然降臨的意外。所以她一直說，讓我待在家裡。雖然她也知道，就算待在家裡，也不能保證一定安全，但至少不要把自己送到更多不可控的地方去。

伊朗媽媽嘆息那些被炸的油庫和煉油廠，看到視頻里油庫、油罐、洩漏的燃料漫到地面、漫進下水道，漫成一片說不清的狼藉。她嘆氣說：以前每人每月配額三十升的燃油，現在只有二十升，甚至現在還搞不到汽油。她姪女家離軍營不遠，房子被炸彈波及，玻璃碎了兩次，他們全家只好搬到德黑蘭市郊的一個果園。姪女說想回大不里士父母家，一千多公里的路，現在一次只能加油二十升，到了下個加油站還不知道能不能加上油，萬一沒油困在半路就早了，所以只好作罷。

我說不知道這場仗會怎麼結束，但我真的希望，不論付出多大代價，能盡快結束這一切。

伊朗媽媽說，其實誰不希望呢？誰會真心願意看著自己的國家被毀掉？誰會願意看著自己的城市被炸、環境被污染、孩子被嚇壞、醫院被擠爆、未來被一點點掏空？

她說，不管什麼立場，不管對政府有多少不滿，有一點是不會變的——這場戰爭里死去的每一個人，都是伊朗人，都是這個國家的孩子。每一個死去的人，背後都有父母，有妻子，有丈夫，有孩子。死亡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好事。她說，她以前會為那些在街頭抗議中死去的年輕人感到痛心，也同樣會為那些在戰場上、在防爆中死去的軍人感到痛心。

我說我看到外長阿拉格齊的採訪，說美國要求停火，但伊朗不同意。我說為什麼不同意停火。戰爭繼續下去，整個國家都會被毀掉。

伊朗媽媽說，現在如果美國真提出停火，那麼在她看來，伊朗應該接受。因為如果強的一方先提出“停一下”，那本身就說明它沒有辦法繼續用原來的方式推進下去了。她甚至舉了一個很直白的比方，說美國這次把陣仗擺得很大，航母、艦隊、各種軍力全都拉出來了，前面喊得那麼響，如果最後卻不得不坐下來談，那對外界來說，大家看到的就會是：原來這麼多高調的威懾，也不過如此。她用了一個非常生活化的波斯語比喻，大意是說：有的人家廚房修得特別豪華，鍋碗瓢盆全是最貴的，可最後根本做不出一頓像樣的飯；有的人家雖然器具簡陋，卻能做出幾道好菜。她說，如果現在能停火，至少全世界會看到，美國喊得那麼凶，最後還是得坐下來，不能隨便就能碾壓伊朗。

她說，最讓她難受的是，美國人還在照常過日子。美國的孩子沒有挨炸，沒有被驚醒，沒有因為爆炸聲留下心理創傷，沒有醫院一夜之間只剩急診，沒有空氣里飄著煙，沒有人擔心下雨是不是會變成酸雨。可伊朗的孩子不是這樣。她就在身邊看著鄰居家的孩子因為害怕而發抖，看著那些本來身體就不好的孩子，在爆炸聲中臉色越發慘白。她說，鄰居家有個孩子本來就有嚴重的血液問題，每年都要住院好幾次，父母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他。可這種時候，一旦孩子再受刺激、再發病，往哪裡送？哪家醫院還能正常收？誰敢保證路上安全？

所以她說，很多事也許對政治人物來說，是尊嚴，是體面，是國家意志，是戰略，是談判籌碼；可對普通人來說，首先是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少死幾個人，孩子能不能別被嚇壞，醫院還能不能接收病人。她並不是不理解所謂“國家面子”“民族榮譽”這些東西，她只是覺得，任何決定最後都應該把老百姓考慮進去。因為承受後果的，不是喊口號的人，而是普通人。她還說，現在大家擔心的不只是戰爭什麼時候停，還有停了以後怎麼辦。這個國家接下來怎麼重建？被炸毀的樓、醫院、道路、設施，要花多少錢修？環境被污染成這樣，空氣、水、土地，未來要怎麼恢復？這些越想越可怕。

可更讓她灰心的是，伊朗過去這麼多年，本來就一直活在制裁和封鎖里。她說，當年兩伊戰爭留下來的很多創傷，到今天都還沒真正修復完。去胡澤斯坦、去霍拉姆沙赫爾這些曾經是兩伊戰爭的主戰場，至今還看得見戰爭留下的痕跡。伊朗並不是不想重建，而是這個國家這麼多年，一邊受創，一邊又不斷被追加新的制裁，今天一個理由，明天一個理由，總有人在國際體系里再給伊朗加一道鎖。她說得很苦澀：伊朗就像一隻“無論辦喜事還是辦喪事都要被宰掉的雞”。別人想慶祝的時候拿它開刀，別人難過的時候也拿它開刀。國際政治里，好像總能找到理由來懲罰它。

她說，她自己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國家可以擁有某些武器、擴展某些軍備，甚至還被認為是合理、合法的；可一輪到伊朗，就變成不被允許，變成被懲罰，變成要承受後果。她提到法國都在擴展自己的核力量，語氣里滿是那種普通伊朗人常有的憤懣：為什麼別人可以，我們不可以？為什麼這個世界像同一個屋頂下卻吹著兩種風，一邊冷一邊熱，規則總不是同一套？

電話打到最後，話題忽然一下子落回到了晚飯。她問我有沒有好好吃飯，我說我這兩天沒時間做飯都在下掛面。我說我很想念你做的橙子雞。她說隨時來吃。她說今天她給伊朗爸爸做了香腸和肉餅，她沒有胃口，說實話，天天被狂轟濫炸折磨，神經緊張，誰能有好胃口呢？

說起被炸的玻璃，我突然想起司機告訴我，他們老家是在庫爾德斯坦省的薩爾蓋茲，就是2022年因未戴好頭巾被拘捕期間死亡的女孩阿米尼的故鄉。司機說他們那裡軍營和安全部隊駐地被炸的很厲害，但是城市的人自發組織起來互助。會修玻璃的人和泥瓦匠，在群里發帖子，讓大家都轉發一下，誰家要是玻璃碎或牆受損，就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帶著工具免費來修。伊朗媽媽說，伊朗人的確如此，她朋友家附近被炸，一個女士被驚嚇過度，變成了一個“雕塑”，一動不動，附近的人們就趕緊去附近醫院借了個輪椅，把她送到醫院。她朋友也嚇壞了，穿著拖鞋奔下樓，在街角坐著哭，旁邊就有女士送水給她，安慰她。還有我見到的在甘地醫院隔壁家裡被波及的那對年輕夫婦，他們說附近的鄰居也不認識，看到他們抱著孩子站在外面，就主動邀請他們去家裡過夜。

伊朗人的互助精神讓我感動。

晚上我還接受了一個中國媒體的採訪，她們很認真的準備了很多問題，最後問的問題是，我為什麼不離開？我說，我就想看看我呆了二十年的伊朗會怎麼樣。我懷念十幾年前努魯茲節前夕，我去伊斯法罕遊玩的情景。那是一座美麗的城市，一條河從城市流過，河上有很多美麗古老的石橋，這是一個充滿綠意和文明的城市。四周是古老的建築，我喜歡在三十三孔橋邊駐足散步，看小孩子在水邊戲耍，人們在橋下的茶館抽水煙喝茶，那裡有很多飛鳥。不遠處是我喜歡的大巴扎和世界廣場。我還懷念在波斯波利斯遺址對面那個古老的旅館，我房間的窗戶正對著波斯波利斯，早晚黃昏我在那裡散步，欣賞高大古老的石柱。我還喜歡看美麗的古列斯坦宮，那裡有輝煌的宮殿、白玉石的寶座、精緻的吊燈。我還想到無數我見過、採訪過、幫助過我的伊朗人，想到2009年那些為了國家、為了未來在街上日夜發傳單呼籲民眾投票的年輕人，想到我們車胎爆了停在路邊，就有伊朗人主動停車幫我們換車胎然後揮手告別，想到深夜那位載我去給孩子買退燒藥的白髮老人。

戰爭是殘酷的，看到那些因為經過就被炸翻扭曲變形的車輛，那些沒有玻璃的窗戶和扭曲的門框，我就會心痛。戰爭也是宏大的，它不會記得那些普通小人物的悲喜。而我想把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內心的掙扎痛苦、喜怒哀樂都記錄下來。

此外今天的新聞重點是說已經確定了最高領袖的繼承人，說是會盡快公佈，數小時內公佈，我一直在等消息，直到快夜裡12點還沒有消息。我看到很多人說是哈梅內伊的兒子穆吉塔巴，但不知道為什麼拖了這麼久還沒有公佈，是擔心他的安全？還是內部有爭議？這些都無從知曉。但今天在連線中我被問到民眾怎麼看。其實我們之前有過採訪，有人很高興穆吉塔巴成為新領袖，也有人反對覺得哈桑霍梅尼更好。也有人說會遵從專家會議的決定。

我也很好奇，哈梅內伊身前批評海灣國家的世襲制，認為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才是民主的伊斯蘭政府。但是如今他的兒子如果當選，哈梅內伊的聲望不會受到影響嗎？而現在伊朗已經勢微，再不能持續此前的強硬路線，與美國改善關係、擺脫這種被孤立、對立緊張的狀態應該是勢在必行的。更何況，國內民眾分裂成兩派，水火不容，要團結國內不是更需要一個溫和派的人物嗎？而穆吉塔巴能做到嗎？我希望，無論誰當選，都能盡快結束戰爭，讓人們恢復正常的生活。

伊朗人值得擁有美好的生活和未來。